【2021年3月15日】焦瑞进：分省财税经济关系聚类分析

白云载酒

分省财税经济关系聚类分析一：分类情况

截止目前,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相继公布了各自的经济财税数据，有关财经媒体也对个别经济或财税指标进行了简单的强弱比较分析，但都不能反映各地的经济财税的综合情况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特征。本文以31个省级行政区划地区的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区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预算收入负担率、财政自给率和最低工资标准等11项指标进行综合模糊聚类分析，以此对31个地区的经济财税情况进行综合归类，综合了解和认识31个地区各自的差异特征，为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财税政策服务提供数据支持。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于网络媒体采集的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数据、统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公布数据。

考虑到各项数据指标的性质和量级的差异，开展模糊聚类分析的数据处理步骤如下：无量纲标准化、测算样本间距离、编制样本距离D矩阵、将D矩阵转换成模糊相似矩阵、迭代计算等价矩阵、根据等价矩阵数据分布选取特征值进行归类。

本文数据处理所用距离公式为最简便的曼哈顿距离(Manhattan Distance)，计算关系如下：

二、聚类结果

根据等价矩阵数据分布，可将31个省级行政区划大致归类为4种情况，如果细化分类标准，又可将其中的各类细分为若干个组。大类的分布情况：第1类只含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第2类包含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和西藏共5个地区；第3类包含山东、海南、青海、宁夏、河北、河南、四川、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山西和内蒙共13个地区；第4类包含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甘肃、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和陕西共11个地区。具体分类情况如表1。

表1：模糊聚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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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特征详见下期分析二。

白云载酒

分省财税经济关系聚类分析二：分类特征

一、聚类基本情况

表1：模糊聚类分布情况

二、分类特征

第1类（0.3≤λ<0.4）

第1类含北京、上海2个地区，从行政区划特点看都是直辖市。

表2：第1类地区数据（0.3≤λ<0.4）

从财税经济指标看，特征如下：GDP均值达3.7万亿元，在4个直辖市中是最高的；人均财政收入较高，均值达2.7万元，财政自给率极高，均值达84%；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均值234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70833元，人均消费支出均值40720元，消费收入占比最低，只有57.49%。北京和上海虽然以各项指标较高聚为一类，但仔细比较两者数据可知，上海的分配关系更好的兼顾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虽然上海的GDP比北京的GDP仅仅多出7.2%，但由于上海预算收入负担率高，使上海的财政预算收入比北京高出28.55%，促成上海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也高于北京14%。上海比北京不仅人均财政预算收入高，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比北京高出4%，说明较高的财政预算收入负担率并没有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

第2类（0.5≤λ<0.6）

第2类含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和西藏5个地区。按聚类特征值细分，又可分为3个组，其中江苏、浙江和广东为一组，天津和西藏各自独立成组。

从地理位置看，除西藏外，其他4个地区明显地分布于我国的东南沿海。

表3：第2类地区数据（0.5≤λ<0.6）

从财税经济指标看，特征如下：第1组GDP均值达9.3万亿元，在各分类中排第一；人均财政收入较高，均值达11611元，财政自给率较高，均值达71%；最低工资标准偏上，均值204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45602元，人均消费支出均值28671元，消费收入占比偏低，只有62.87%。

江苏、浙江和广东3省相比，虽然浙江省的经济总量、财政预算收入总量都低江苏和广东不少，但由于浙江省人口少，所以反而浙江的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均高于江苏和广东两省。3个省相比，浙江省的预算收入负担率并不低，但并未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者中居首。江苏省预算收入负担率不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未提上来。数据显示，浙江的分配关系兼顾了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江苏的分配关系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两者均偏低。

天津进入第2类，主要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财政收入、最低工资标准与第1组相近。而GDP、一般预算总收入和财政供给率都要低一个档次。

西藏比较特殊，虽然预算收入负担率与本类中各地相近，但人均预算支出最高，达62985，远大于财政收入，由此财政自给率只有10.01%，为各地最低，体现为中央转移支付扶持基础发展的特殊建设时期。

第3类（0.6≤λ<0.7）

第3类有13个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分散于华北、华东、中南及西南，根据聚类特征值分布又可细分为5个组。其中：山东独立为一组；海南、青海和宁夏3个地区为一组；河北、河南和四川3个地区为一组；安徽、福建、湖北和湖南4个地区为一组；山西和内蒙为一组。

表4.1：第3类地区数据（0.6≤λ<0.7）

聚类独立的山东，从财税经济指标看，GDP仅次于广东和江苏排第三位，但财政收入与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人均工资标准、财政自给率等诸多指标均低于第2类第1组，未能与这些经济大省归为一类。

第3类第2组的特点，经济总量小，GDP小于6000亿元，尚不足经济发达省份的财政收入；财政自给率偏低，均值只有28%。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消费收入比较高，达70.50%。第2组的海南、青海和宁夏3个省份相比，海南的优势又略强一些，GDP、财政预算收入和人均财政预算收入都有明显的优势，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最低工资标准三者相近。

表4.2：第3类地区数据（0.6≤λ<0.7）

第3类的3、4、5组的经济总量依次减少，GDP均值分别为4.6、4.2和1.8万亿元；相应的财政收入也依次减少，均值分别为4080、2954和2174亿元，但是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均财政收入分组均值呈现依次提高的局面，分别为4811、5347和7118元，而且各组的财政自给率相近，在40～42%之间；最低工资标准各组均值依次为1860、1700、1730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依次提高的反转，分组均值分别为26156、30642和28356元，消费收入占比分组均值依次为68.77%、68.74%和66.43%。

第2组和第3组的预算收入负担率相近，均值12%；第3组和第4组的预算收入负担率依次降低，均值分别为9%和7%。第4组的预算收入负担率在各类、组中最低。

第4类（0.7≤λ<0.8）

第4类有11个地区，从地理位置看，除江西外，其他10个地区明显地分布于我国的东、西两端，包括东北3省和西南、西北的7个省份。根据聚类特征值分布又可细分为3个组。其中：辽宁和新疆为一组；吉林、黑龙江和甘肃3个省为一组；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和陕西6个省份为一组。

表5.1：第4类地区数据（0.7≤λ<0.8）

从财税经济指标看其特征如下：3个组的GDP均值处在近1.1万亿元到2.3万亿元之间；财政预算收入偏低，各组均值依次为2067、1038和2080亿元；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依次5978、3470和5109元；财政自给率较低，分组均值依次只有36%、23%和35%；最低工资标准偏下，分组均值依次为1815、1693和175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均值依次为28292、23663和25787元，人均消费支出分组均值依次为18592、16850和17512元，消费收入占比分组均值依次为65.71%、71.21%和67.91%。

第2组的消费收入占比高达71.21%，在各类、组中最高。

表5.2：第4类地区数据（0.7≤λ<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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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结论与建议详见下期分析之三。

白云载酒

分省财税经济关系聚类分析三：结论与建议

一、聚类基本情况

表1：模糊聚类分布情况

二、分类特征（详见之二）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分类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经济基础决定各项指标的强弱

从各类分组的情况看, 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财税和收入分配等其他指标的强弱。如果个别省的数据没有说服力，看经济最强两组的数据第2类第1组的江苏、浙江和广东、第1类北京和上海，其GDP均值数一、数二，其财政总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均值也是数一、数二，从而保证了较好的财政自给率，如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和江苏，财政自给率分别为86.97%、80.90%、73.90%、71.89%和66.21%；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也处在数一、数二的位置，由于收入高，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就低，如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56.03%、58.89%、59.74%和60.44%，最高也只有60%。而经济总量最小的第3类第2组海南、青海、和宁夏，GDP尚不足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其预算收入负担率虽然并不低，但财政收入依然最小。经济总量小，导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在低位，所以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就高，如甘肃、青海和云南分别为79.54%、76.07%和72.08%，高出经济发达省份近20个百分点。这些省份基本消费之后，储蓄比例过低，购置大型不动产就有一定的困难。

经济基础决定分配关系，税收收入和居民收入均源于经济。数据证实经济基础是决定政府财税收入和居民收入丰厚与否的经济源泉，若想增加地方财力和居民收入，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

2.  经济和财政差异明显大于人口差异

从数据特征的统计数据看，31个省份的基础数据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人口三项指标的离散系数分别为0.82、0.87和0.64。数据解读：地区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差异最大，GDP次之，人口差异最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样本数据离散系数达0.87，意味着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为87%，其比值越大，地区间数据的差异就越大。数据显示，经济数据差异和预算收入数据差异较大，明显大于人口数据差异，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强弱没有绝对的相关关系。

从31个省份的实际数据看：GDP最大值是最小值的58.21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大值是最小值的58.47倍，而人口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2.86倍。

地区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差异过大，直接影响人均财力的平衡关系，由此会导致经济环境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人均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城市上海的数值是数值最小省份黑龙江的9.44倍。

各地各项指标数据差异之大，有必要统筹分类，开展综合聚类分析，统筹认识差异影响。

3.聚类相似数据特征明显

通过聚类分类，各分类样本群体的数据差异明显缩小，分类后各组相似度提升效果明显。31个省份11项指标的离散系数的平均值为0.48，分类后离散系数均值最大的第3类第2组为0.23，其次为第4类的第1组均值为0.21，均值最小的第1类只有0.06，说明第1类差异较小。

分类后各组数据特征明显。第1类都市效应明显，虽然GDP总量处于第3集团，但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政自给率均处于第1集团；第2类第1组与第1类相反，虽然GDP总量处在第1集团，但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政自给率3项指标均落后于第1类；第3类大多地方的GDP总量处在第2集团，但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政自给率则处在第3集团；第4类各项指标均偏低，均处在第4集团。

4. 预算收入负担率差异过大不容忽视

预算收入负担率（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GDP的比率）差异过大。从样本省份的具体数据看，预算收入负担率最高的城市上海为18.21%，该指标数据最低的湖北省只有为5.78%，两者相差12.42个百分点。考虑到城市都市化差异对GDP结构的影响，更有必要开展聚类分析，其中天津和北京的预算收入负担率都在13.6%以上。预算收入负担率较低的省份有湖北、福建、湖南、江南和广西，分别只有5.78%、7.01%、7.20%、7.55%和7.75%，都不足8%，低于该指标最高城市上海十多个百分点。

预算收入负担率差异过大不容忽视，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和考虑：一是在税收政策全国统一规范约束下，预算收入负担率如此之大，其影响因素是什么？对市场公平有何影响？值得关注；二是预算收入负担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地方预算收入，影响公共服务水平和民生环境，值得关注。长此以往，势必会拉开地区之间营商环境的差异。

5.人口因素是双刃剑

从31个省份的基础数据看，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既存在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是一把双刃剑。人口规模大省，市场大，经济总量和预算收入总额也大，是有利的一方面，但划分到人均公共福利方面，则又形成了不利的一方面。对此，影响较大的地方有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GDP排位虽然分别排在第5、8、9和6位，但其人均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只排位于第26、27、25和19位，落差达10多位、20位之大。反之，海南、西藏、天津和宁夏，其GDP分别排位第28、31、23和29的末端，但其人均预算收入分别排在第7、12、4和15，人均财力比GDP实力排位分别提升了10多位。如果政府预算收入运用得当，这些省份可享受到类似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可见，人口规模是影响公共服务水准的主要因素。从分类数据看，各分类人均公共预算收入差异非常大。人均预算收入作为公共财力象征,最高的城市北京和上海高达2.5万元，最低的省份只有3074元；有些省份看似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财力并不强；有些省份经济总量看似不大，但人均财力并不低。人口规模既是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是降解公共财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以公共预算收入为基础的地方财力，只有地方人均财力有实力才能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水平。

（一）建议

    1．推进内循环战略应注重科学发展

推进内循环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在宏观上应注重经济规划的区域合理布局，在微观上应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两个方面配套发展。

（1）注重城市科学布局

高质量发展，除了在微观上注重产品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升级，在宏观战略方面应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包括城市规模、城市经济互补关系和地域布局的统筹考虑。经济31个省份的聚类分析揭示出很多财税经济关系的问题，地方发展问题不以经济规模为唯一衡量标准和决定因素，各省份应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一样可以做到地区经济富足、居民收入丰盛、共享公共服务丰富。在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工作中，关注配套发展中小城市，在大型城市规模经济的周边配套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可以充实、完善和激活内循环体系，均衡区域经济发展，防范地域真空带来的问题，带动和繁荣区域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振兴乡村发展计划，不应简单的还是针对自然人的扶贫行动，而应定位于区域发展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整体上台阶。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围绕民生新需求创新

随着各地城市化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区域经济差异和居民收入差异进一步的拉大，另一方面居民美好生活的愿景在整体上进一步提高，研究解决内循环发展问题，就是要在这种经济差异进一步拉大和整体民生需求进一步升级的矛盾中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实现路径。供给侧改革要从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和美好生活愿景的均衡发展着手做文章，微观上要围绕民生问题升级开发新产品和高质量服务，在宏观上要围绕拉平区域的基础建设差异找市场，宏观、微观配套结合，统筹发展，共同繁荣。

2.遵从公平原则理顺分配机制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绝大部分，其比重各地虽有所差异，但平均约占85%左右或更多。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的税收组成部分是在税制主体税种中央与地方5:5分成的基础上、又在地方财政级次的分成关系中最终形成的。从31个省份一般预算收入与GDP比率差异极大的现状来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分配关系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为财政自给率的差异。北京和上海，财政自给率高达80%以上，而东北和西部地区大多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尚不足30%，为此何以保民生，促发展。按照上述分配关系，很显然省级城市的分配比例最高，而各省地市级以下的城市公共财政预算的比例会更低。很多地区同样在为繁荣国民经济做贡献产生GDP，但创造财富中留给地方财政的还占不到5%，一方面会挫伤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其财力也不足以营造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再就是不足以支撑提供较好的民生生态环境。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因遵从分配公平原则，理顺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因充分考虑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率和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平均水平两个方面的因素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如果税收分配机制不能消除这种不公平，则应考虑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解决这种不公平问题。

3.关注地方税收经济关系

在主体税种5:5分成的机制下，上海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率仍高达18%以上，而有若干省份这一比率关系不足8%，低于上海10个百分点。我国税制，除在西部地区对部分产业有适当政策优惠外，基本上全国统一。在统一税制下，地区之间税收经济关系的负担率差异如此之大，值得引发关注。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源于经济，为此也可以反过来从税收看经济，相互见证数据的相关性。除了分配关系的政策因此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会与税收力度的强弱有关。

4.加强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民生服务均衡

党的“十八大”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个省份的聚类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区域经济、地方财力和公共服务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状况，由此将引发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向发达地区的单向输入，进一步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的拉大。只有解决地域民生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发展，才能促成市场经济要素的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高度关注中央转移支付应用的实效，确保区域民生环境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使各地不仅能自己培养人才，更能留住人才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5．区域人口规划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高质量发展内涵，不再是简单地追求GDP规模和城市化规模建设，必须要统筹区域GDP、人口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因地制宜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区域发展布局、交通便利等一系列经济环境决定的人口合理规模。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既是市场人力资源和市场需求规模因素，另一方面同时又是公共资源消耗的主力因素。但是，进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智能社会时代，人口更多的体现的市场需求和公共资源消耗因素。一个地区如果简单地为城市化盲目扩大人口规模而解决不了高质量就业机会，其民众低收入窘境既形成不了有效市场需求，又会增加了公共资源的消耗，就不可能生成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并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应科学地统筹城市布局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作用、经济构成特点和布局优势，合理引进吸纳人才，有计划发展人口规模，消除区域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差异，促成现代区域人口、经济、生态和谐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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