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7日】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焦瑞进在“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论坛发言

白云载酒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焦瑞进在“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论坛发言

各位老师、同学：

    谈及减税降负，很多专家学者多以模型论证效应，但谈及税收本质是什么时，学生答不上来，学者也一时语塞。不认识事物的本质谈其作用效应，就不可能顾及税收的基本职能作用。近期全国开展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税收工作的本质初心是什么，谈减税降费还是应该回到税收的本质来考虑减税降负的问题。税收本质是什么？税收的本质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属于国家的部分，我们只有认识了税收的本质，才能清楚税收基本职能缘源。

    国民收入分配决定了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筹集财政收入。从税收基本职能可见，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影响利益关系，就衍生出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但是，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筹集财政收入，只谈税收调节职能，却把基本职能给忘了，只夸大了它的调节职能、税收的外围作用，将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失衡。

    认识了税收的本质，谈税收分配，就必须要知道当下的税源是什么？不同的时代，税源是变化的。我们能不能根据税源的变化，研究税制优化，这样既可以减税降负又可以减轻繁杂的工作负担。所以，科研立题还是要不忘初心，回归税收本质来研究我们减税降负相应的机理。拉弗曲线给出了税收经济互适应关系，解释了减税降负的调控机理与调控空间的关系，低线是保证财政职能的实现。近期我们见美国政府部门因财政预算拨款不到位可以关门，但我们人民政府不能关门，这就是底线；最高边际税率怎么征，那是事关经济的发展。减税降负，只能在这个调控空间里边来作文章。

    税收收入分配，源于一个国家、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基数就是GDP，所以这个经济指标很重要，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这个GDP的基础上，以拉费曲线说明的空间调控税收与经济互适应关系。2018年我国GDP是90万亿人民币，财政税收还要不要以17%的增值税率、25%的企业所得税率来征，就是拉弗曲线要说明的税收法定与政策灵活的关系。税收既要法定，又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具有必要灵活性。

    我国税改历史上几次上调消费税税率，社会各界学者对此质疑税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发现，减税的时候没人提这事了，因为减税有利于稳定经济发展。税收法定和灵活的关系，实际上拉弗曲线展示的这种关系已经很清楚了。税收法定，法定的是基本要素。要不要调整，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的需要进行调整，调整必须有一个法定授权。比如，我们看到企业所得税，法定企业所得税的开征与计税所得额的计征关系，但是要不要有小微企业优惠，则是可以灵活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也是适应经济调节需要灵活变化的。此次地方税6+2减税举措，就是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50%的调整幅度，由地方政府统筹考虑把握。

    此次普惠型减税降费，大家看到多是在小微、小规模企业方面做文章。但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竞争，企业要从“一带一路”走出去，涉及的可能更多是大型企业。所以说，普惠特点不是只针对小微企业普惠，不考虑大、中型企业不叫普惠。所以有了后续增值税降率16%下调13%的调整。减税只有涉及到每一个企业，才体现出普惠特征。

    全年减税预计2万亿元，研究其减税降负的意义，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稳定经济发展，激发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高质量发展；二是考虑国际税收改革趋势的压力，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什么都占优势，美国现在税负降的比我们还低，对我们经济发展提出挑战，增加非常大的压力。暂时看，我们与外界相比，经济略好，经济、收入、消费增长均在6%以上，比美国、日本、欧盟都强，这个时候减税降负保发展是未雨绸缪。真到了欧、美、日本那样的境遇，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就业问题比他们的压力更大，到那时候再调节可能就晚了。

    小微企业的减税降税的意义在哪？意义不在税收，对他们的扶持，可以看到一年减税降负也就1000多亿元，但是提高标准的小微企业数量有1700多万户。这意味着小微企业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试想，每个企业雇工10人，合计就是1.7亿人，翻一下就是3.4亿人。我们当前就业人口4亿多人，按照现在小微企业标准雇工可到300人，如此，将把全世界的就业人口都解决了，实际上小微用工不可能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小微企业的意义不在税收，而是解决就业问题，小微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可以没有税收，但是解决几亿人口的就业就是对社会最大贡献。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负，稳定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就解决了就业问题。

    总结一下我国减税历程，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现代税制原则：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围绕这一税制建设原则，提出来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措施，免除农业税、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个人所得税提高扣除额、增值税并当降率等一系列措施。到了2019年，又出台了好多密集性的普惠政策。我国减税降负历程大概分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3到2008年，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减税叫税制调整中的减税，此时主要有免除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这方面的调整。

    第二个阶段，2009到2012年，结构性减税。这时候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性、固定资产含税允许进项税额抵扣，紧接着营改增，体现出结构性调整的特点。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至今就是普惠型减税，优惠政策涉及所有企业，既有小微企业，又有大、中型企业，还有特殊的政策。

   这三个阶段出台政策有些仓促，考虑不周，由于税率调整不到位，两档减率，第三档最低税率没有调整，就会造成实际税负增加。这样的话要政策打补丁，今年出的国常会的新九条全是为了打补丁，打补丁的结果是税收政策更加复杂化了。

    我们归集一下优惠政策，仅仅是围绕着双创这么一个主题就有89项优惠政策。除此之外，还有地域性、产业性、自贸区、高新技术等一系列政策，现在没人能搞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优惠政策。

   现行减税降负政策的特点是结构型向普惠性转，在普惠的基础上又有特惠，但是减负未简制。如此，要问一个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能不能结合简化优化税制来实现减税？

    关于减税效应，减税不是万能的。我们看到，新款iPhone手机尽管上万元了，到了中国依然有人抢着买。街上跑的轿车，进口汽车要加那么高的关税，那么贵的高档车，依然能卖得出去。我们享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车和家用电器怎么就卖不动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减税问题了，一定是产品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卷烟含那么高的消费税，在座的学生虽然还没有收入，但依然还要抽烟。税负那么高，你们还买，这就是市场供求关系的问题，不是简单减税普惠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高质量、去落后产能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可能更有意义。

    怎么减？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学说给出了调节机理。马克思经典名句：劳动创造价值。我们刚才说税源分配，只有新创造价值，才有税收分配的源泉。马克思价值体系告诉我们，产品和服务一定包含这么两个方面的价值，即劳动创造的价值和产品服务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只有在价值的最终实现环节分配，征税最简捷。

    为什么？所有的生产流通环节的税收最后都要转嫁给消费者，所有增值税产品和服务最后出口都要退税，在投资的环节里不是货币资产也可以投资，如要征税，还得变现。比如投资100万，还要增幅17%的税，这种税制只能是逼迫减少投资规模。种种理由，生产环节不宜征税，马克思价值体系告诉我们，应在价值实现最终环节，实现国家、个人、集体三者利益关系体的合理分配。

    大数据时代，以大数据思维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可能是高质量发展的最佳的选择。以智能手段管控住资金信息流，以很低的税率，以拉弗曲线调控机理，直接解决国家的税收收入。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是18个税种都征税又都减税管理简单，还是大数据资金信息流的管控更简单？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现代税制原则，这个税基是最宽的，最大的，是直接解决国家税收的根本路径。

    那么这种解决方式有没有风险呢？我们看一下近几年的资金信息流。2014年的银行卡刷卡业务量449万亿元，大数450万亿乘上百分之几，轻轻松松满足国家的税收。这仅仅是刷卡量，还有非金融机构的网络支付。最新的电子支付数据是几千万亿，代扣代缴百分之几或者千分之几，即可轻轻松松完成国家的税收预算。

     全年预计减税2万亿元，约占年度税收收入的14%。而现行税制18个税种中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四大税种税收约占87%，即其余14个税种的税收总量约等减税规模。如果整合这14个税种，可以起到减税与优化税制双重效果，并减轻征纳双方的制度成本和管理成本。高质量发展的税收策略，应以简从优、以轻聚财、以重调控、以捷便民。

     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以上看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提出宝贵建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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