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调整！G7就跨国企业征税规则达成协议：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

不是杨花

七国集团(G7)已接近就跨国公司的纳税规则达成协议，这为今年晚些时候达成全球性协议铺平了道路。

　　报道称，各国高级官员的磋商已经取得进展，G7协议最早将于周五达成。如果各国财长能达成非正式协议，G7领导人可能在6月11-13日的G7峰会上正式签署该协议，随后向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全面框架(inclusiveframework)”进行磋商的135个国家提交计划书。

　　如果经合组织能够达成协议，将是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企业税收方面的最大调整。新协议将削弱科技巨头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辖区的能力。参与谈判官员认为，10月可能是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时间点。

　　拜登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该项协议的达成。报道称美国上周降低其对于最低税率的要求，从21%下调至15%，以降低方案通过难度。美国同时承诺，要求跨国公司按销售地点征税，以方便全球各国分配跨国利润。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近年来，全球各地企业税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拜登认为，当时民主党人都觉得税率应该降到28％，但共和党人把它降到了21％。他在匹兹堡演讲中说，“我们得把企业税率提高到28%。应该没有谁有资格抱怨；这仍比二战结束到2017年之间的税率来得要低。仅此一项，就会在15年内产生1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

　　除了上调企业税，全球最低税率也是拜登政府改革国际税收制度的重心。事实上，国际反避税的重大进展早从2013年就开始了，在二十国集团首脑的背书下，经合组织（OECD）迅速跟进并发布了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而随着OECD和美国加大协调，各方一直努力制定一个新的国际税收架构，其中就包括跨国企业的全球最低税率。换句话说，这种全球税收大联盟的策略将杜绝企业钻空子，也不给其他国家留“挖墙脚”的机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对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征收最低税率的国家，拜登希望每个国家都效仿美国征收“全球最低税”，并承诺美国的“全球最低税率”一定高于其他国家。

　　智堡的研究认为，若以OECD成员国为核心，数字税与企业税为两大支柱的全球税收同盟最终缔结，将大幅强化美国域外税收征管的法律效力，带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的诸多可能性，有望彻底改变目前打击企业逃避税时“投鼠忌器”的困境。一旦解决税源流失的根本问题，美国财政收入也将得到提高。根据近年来利润转移的相关研究，追回的税收收入大致在美国GDP的0.2%到0.5%之间，即每年448亿美元到1071亿美元不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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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杨花

美国力推15%全球最低企业税，最终会走向何方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WallyAdeyemo）预计，美国提出的15%以上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将得到七国集团（G7）的大力支持，据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对该提议作出积极评价。

　　上周，美国表示愿意接受不低于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远低于拜登政府早前抛出的21%的美国公司海外收入税率。

　　本周五（5月28日），G7国家财政部长将举行初步线上会议，美国的全球最低税提案预计将成为核心讨论议题。阿德耶莫透露，6月4日至5日，G7财长会议将于伦敦举行，届时可能进一步落实这种共识。据英媒分析，虽然OECD的谈判涉及近140个国家和地区，但G7国家对这种多边决定具有较大影响力。

　　如果确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不低于15%，会发生什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前特别助理戈登斯坦（JeffGoldstein）举例称，一家总部在A国的公司在B国报告收入，B国的税率是11%。在全球最低税率为15%的情况下，A国将“补足”税款，并从B国收取该公司利润的另外4%。这将削弱企业向低税率地区转移的任何优势，并迫使各国遵守全球标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赵永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实施，可能会重塑美国国内和美国国外、欧盟内部、OECD国家之间、OECD和其他集团之间的资本流动。“但我并不看好这一谈判达成的前景”，赵永升分析称，一方面，这一协议面临着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的反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妥协后最终确定的税率过高，可能也无法得到美国跨国企业的支持。

　　“法国人就表现得很聪明，他们第一知道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其有利，第二还可以顺手提出数字税方面的条件，第三它们也知道这事情除非做更大的更改，否则是成不了的。这也是法国在表态上很爽快的原因。”他说。

　　各方打的什么算盘

　　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OlafScholz）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LeMaire）都对美国提出的15%的税率表示认同。相比之下，G7主席国英国的反应则更为谨慎。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32%、29.9%、27.8%、29.7%和19%。

　　赵永升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美国现在将要价从21%降到15%，无非是为了找到能妥协的最低点，推动谈判对美国人来说是最关键的，但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来说不是，因为西欧国家的企业税率本身要高很多，通常都是将近30%，所以到底收21%还是15%对它们来说无所谓。对于法国等西欧国家，它们更关心的是以什么方式来收税。”

　　换言之，法国和英国等更关心的，是如何确保以新的方式分享利润的征税权，从而从数字科技巨头那里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当被问及英国是否会支持美国15%的税率提案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转而将重点引到了对科技巨头的税收上，例如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Facebook。约翰逊说：“就大型数字公司如何征税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是一个优先事项，我们欢迎美国就此提出解决方案。”

　　如果最终落实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谁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企业税率低于15%的国家包括塞浦路斯（12.5%）、爱尔兰（12.5%）、吉尔吉斯斯坦（10%）、卡塔尔（10%）和匈牙利（9%），以及泽西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税率为0的避风港。

　　赵永升称：“对于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虽然15%与12.5%只差2.5个百分点，但关键在于一旦实行后，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就会失去原本的优势。如果爱尔兰不同意，那么欧盟这样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体系就无法达成共识。为了达成一致，美国可能会对此提出补偿。但这个弥补过程会很复杂，比如说，西欧国家可能会要求美国在数字税的征收上让步。”

　　但赵永升也认为：“决定税率是最基本的国家主权象征，如果爱尔兰不同意，美国也没有办法。如果美国将全球最低税率降到和爱尔兰相同，那其他国家也不见得乐意。此外，美国如果要对欧洲国家让步以换取一致，最后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在欧洲交了巨额的税，这也不是美国人想见到的。”

　　美国国内税收联动

　　2017年，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将美国企业税率削减至21%，并对来自无形来源的海外收入制定了10.5%的最低税率。拜登政府上任后，为了给规模达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筹资，提议对美国企业增税。但包括美国商会在内的商业团体反对提高美国税率，认为这将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参与OECD税收谈判的阿德耶莫说，他预计15%以上的广泛国际承诺将通过缩小美国和海外税率之间的差距，在国会中提升对美国企业增税的支持。“如果我们能让世界上的人说他们愿意征收至少15%的税，那么一旦我们完成了国内的（增税）部分，这就给了我们回到国际对话的能力。”他称。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怀登（RonWyden）说，他对美国在国际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怀登说：“一项全球协议可以支持对美国税法的必要改革，确保我们的跨国公司有动机在美国投资，并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

　　据美媒分析，拜登政府希望躲在新全球税收规则后，这样其国内增税政策就不那么明显，美国公司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也不会面临那么大的劣势。

　　赵永升表示：“最根本的是，美国其实是想借降税的名义，站在全球税制的道德制高点，以美国为标杆，让其他国家来附和。另外，美国政府需要让美国企业在全球享受到便利。如果说之前投资的国家税率很高，现在以全球的名义降下来那还好，但如果说最后反而把投资的税率提升了，这些跨国企业肯定有意见，反过来会给拜登政府带来更大压力。”

　　目前，OECD税收谈判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达成一项主要协议。阿德耶莫说，到7月在威尼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领导人会议时，围绕全球最低税率结构应该已经有了一种共识。他补充说，将有许多技术细节需要解决，因此最终协议可能要等到10月底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罗马开会时才能达成。

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高雅

风间

G7达成15%的全球最低税率之五问五答

叶永青、马晓煜

据报道，伦敦当地时间2021年6月5日，七国集团（G7）在伦敦达成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全球税收协议，就跨国巨头将同样需要在运营国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收达成一致。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G7的各国财务部长进一步同意通过全球最低税率确保跨国集团在每一个运营国按照至少15%的税率支付税款（“最低税规则”）。

一问：G7达成的税收协议的意义是什么？

协议的达成，意味着经合组织（OECD）就“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项目（BEPS 2.0项目）的突破性进展，可能会带来近一个世纪来国际税收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未来，跨国企业利润的蛋糕将需要在各国间重新切割。一方面，对于低税率国家吸引投资的能力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传统的交易安排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地的税收筹划方法的有效性，可能需要重新考量。

二问：G7达成的税收协议的背景是什么？

2015年10月，OECD发布了BEPS第1项行动计划最终报告《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1项行动计划最终报告），对应对其发展带来的税收挑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2019年5月OECD正式发布了“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的共识解决方案——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工作计划涉及两个支柱：支柱一涉及在缺乏传统物理存在的情况下，居民国和来源国对互联网科技企业的税收管辖权的分配。支柱二则由一系列全球防税基侵蚀（GloBE）规则构成。OECD于2020年10月12日发布的支柱二蓝本报告（“支柱二蓝本”）制定的全球最低税额规则，旨在防止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的国家，阻止各国破坏性地对公司所得税进行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

目前有137个国家参与了支柱一和支柱二的谈判。由于各国对于支柱一的立场和分歧较大，谈判进展缓慢。特别是，鉴于美国的科技型跨国巨头企业较多，特朗普政府提出应由企业自主选择是否适用支柱一，导致各方谈判遭搁浅。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大力推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就业计划，在这次G7财长会上主动提出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统一为15%，给支柱一和支柱二的落实进程带来转机。

三问：15%的全球最低税率是什么意思？

以苹果公司历史上进行的税收筹划为例，苹果的爱尔兰关联方(“ASI”)负责将产品销售到欧洲、中东、非洲、印度和亚太区。Apple Inc.（美国）拥有与苹果产品有关的无形资产在美国的经济所有权，而通过成本分摊协议由爱尔兰关联方ASI 及其母公司Apple Operations Europe Inc. (“AOE”) 拥有无形资产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经济所有权。具体如下：

苹果的上述税收筹划经历了美国和欧盟的多轮质疑仍然存活了下来。但根据G7财长会达成税收协议，由于ASI在爱尔兰的实际税负率远低于15%（假设为2%），则Apple Inc. 按最低税规则将可能需要就ASI的利润按照13%的税率差（15%-2%）在美国补税（假设不考虑美国的GILTI规则）。

由于G7财长会达成的税收协议仍然只是框架协议，也未披露更多具体的细节，且未取得其他各个谈判国的最终认可，具体的规则的实现仍受限于各国最终的谈判结果以及能否有效地转换为国内法。

四问：哪些企业会受到影响？

目前，没有公布明确的适用主体的范围，预计仍受限于各国的进一步博弈。

目前的标准下，未来适用最低税规则的阈值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收入规模水平，一个是利润率水平。显然这两个标准将是各国博弈的重要问题，在最低税模式下，相应的影响不再受限于数字经济巨头，考虑到税收稳定性和避免多重征税的问题，这个新方案也将受到亚马逊等大型企业的欢迎。然而，且不说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的认定在实践中非常复杂，需要考虑会计准则等多方面的差异，仅就业务模式而言，京东模式和阿里模式的利润率就会存在重大差异从而可能对最低税规则的适用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在G7财会的公告中得到解决，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细节规则。

五问：15%的全球最低税率对中国的企业影响有哪些？

对于中国出海运营的大型数字化平台（包括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面向消费者的企业（例如，小米、华为等）以及游戏公司等，由于其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分布问题，随着方案的深入，未来需要持续关注数字经济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全球最低税规则对其海外持股架构及境内外关联交易安排的持续影响。

对于跨国集团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由于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均为15%（例如，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跨国公司的境内子公司从事研发活动的不多）或海南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如果不考虑研发加计扣除的影响，目前看来，只要全球最低税率不低于15%，则影响不大。但如果考虑到其他特殊税收政策的影响，则实际税负率可能低于15%，未来仍需根据最终落定的全球最低税规则进一步观察。

来源：菜花来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vRlaXzf5UW93AUZ3B7XpQ

风间

“避税天堂”遭创，或结束“逐底竞争”！七国集团就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2021年6月5日，七国集团（G7）成员国在伦敦达成一致：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并将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取消数字服务税等领域进行协调。

最低税率一旦实施，或将结束“逐底竞争”——即部分国家以超低税率和免税优惠吸引企业的局面。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对那些人口稀少、自然资源匮乏，通过低税率吸引外资是其提高全球竞争力重要途径的国家来说，如果建立统一的税收“联盟”，体量更小的成员国难免成为大国稳定税收的“垫脚石”。

8年谈判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定迈出重要一步。

在外界看来，“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一旦实施，首先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他们通常利用数字服务在地域上的灵活性，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

另一方面，这将重新定义跨国企业征税的方式和地点，理论上会打击“避税天堂”的存在。

当今世界，由于各个国家制定的税率不一，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往往会选择将全球销售利润、税收等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以此来避税。

这种行为发展下去形成所谓的“逐底竞争”，即各国竞相以超低税率和免税优惠吸引企业巨头。

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更是被冠以“避税天堂”的称号，最著名的当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以及巴拿马、卢森堡等。

显然，“逐底竞争”让很多国家和地区税收显著受损。这些跨国企业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实现着程度惊人的“逃税”。

据联合国数据，科技巨头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每年损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至60000亿美元。

而在各国就最低税率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在某个国家支付的税率低于最低税率，所在国政府就可以将其增加到商定的最低税率水平。

以美国为例，其财政部预计，阻止美企将利润转移至海外将带来大约7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6月11日至13日，G7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英国康沃尔召开，预计将进一步落实此次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达成的共识。

协议还将于今年7月提交20国集团（G20）威尼斯峰会，并在经合组织牵头下进行全球税改谈判。经合组织的目标，是希望在今年10月初步达成一项全球协议。

来源：前瞻网

链接：https://t.qianzhan.com/caijing/detail/210607-e84ae778.html

风间

拜登出口15%最低税

作者：董为众

最近，各国内外媒体和税务人员就G7国家同意拜登政府提出的全球企业所得最低税率15%讨论得纷纷扬扬，有的甚至把各种想象发挥到了极致，仿佛已经既成事实，坚信这是世界税务界的大地震。我本不想凑热闹，可是忍不住还是想就最低税说几句，只说美国的，不涉及其它国家，说的不对请见谅！

第一， 拜登政府就美国税改已经提出15%的最低税，这是对跨国企业的增税，但幅度并不大。特朗普税改已经将美国企业境外所得（GILTI）的实际税率提高到了13.125%，与拜登的15%最低税并没有多少差距。

第二， 拜登政府提议取消10%的QBAI扣除，这实际上增加GILTI的实际税率至13.125%以上；另外，拜登又提议加倍GILTI税率至21%，也就是说美国CFC境外收入基本上以21%税率征纳。即使境外纳税抵免仍然80%的话，GILTI的有效税率也会大幅度提升至15%以上（为了同步，拜登提议取消FDII）。

第三， 美国企业境外收入征15%以上的税，而拜登要提高国内税率至28%，既然美国企业国内外的收入都得纳15%以上的税，为什么还要定一个15%的最低税率呢？是不是拜登政府觉得美国现行的税法不合理呢？因为15%的最低税是按照会计收入计算的。

第四， 拜登政府向它国兜售15%的最低税，实质上是不是在说“我们对美国企业征15%或以上得税，你们也得向我们看齐”呢？拜登政府明确知道，在美国增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服它国与其同步是不是有向美国议会施压迫使议会通过他们提案的嫌疑呢？税改的通过，参议院起码得有51票同意，而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是48-50（2个独立参议员），而且有个别民主党人也许会投反对票。

第五， 最低税如何计算？首先，按提议，最低税是以会计收入来计算的，那么跨国企业应该用哪一种会计标准呢？是美国GAAP还是其他国家的IFRS?比如，美国企业在爱尔兰享受低税优惠，税率12.5%（假设等于12.5%乘上IFRS会计收入），那么美国来自爱尔兰的收入就会在美国补2.5%的税，但这个2.5%的税是按照GAAP还是IFRS来计算？如果是GAAP，爱尔兰的IFRS收入就必须翻译成GAAP，而且12.5%的爱尔兰的税可是用IFRS计算的（导致计算的基数不一致）。如果美国跨国企业不是上市公司，用的是联邦税务会计方法或其它的方法，那又该如何对待呢？

第六， 最低税的应用估计会类似已经取消的替代性最低税（AMT），计算的时候会与普通税（regular tax）作比较，如果普通税低于最低税，纳税人按照最低税纳税。那么企业以往的亏损递延（NOL）是否会被容许在当年扣除呢？ATM的税率是20%，但容许90%的NOL扣除，所以对于亏损公司会有2%实际纳税率。另外，AMT有抵免，就是当年缴纳的AMT可以在今后缴纳regular 税的时候抵免。拜登的最低税是否会沿用这种制度呢？

第七，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前媒体税改消息满天飞，弄得纳税人和顾问们都焦头烂额忙于应付，其实大可不必。拜登所有的所谓税改，至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提议上，停留在口头上，甚至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提案，估计要等到起码秋季后才能正式进入议会议程。当然睁一只眼留意时局没有错，但切忌把这些提议当成法案，提议距离法案还有很多路要走，最后究竟哪些提议能够保留、或更改，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

董为众博士（DR. MICHAEL DONG），美籍华人，商学博士。1987年留美，另获美国俄罗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税务硕士、心理学硕士、博士（肄）。留美前毕业于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美国税务执行长协会会员、美国联邦财政部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国际财税、商学和转让定价专家。

近年来，较着重于商学研究，主要领域包括：跨国集团内部资源分配，行为金融学，投资行为学，公司金融与多元化关系，以及企业管理者权力和员工服从等。其中,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投资者使用移动电子设备进行投资行为的预测》在2019年美国行为金融学年会上展出。

1993年入职美国普华永道起，一直不间断地从事国际财税相关工作。现为（美）为众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同时兼任加州金门大学兼职教授。此前长期任职美国世嘉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税务）高级总监、美国世界储蓄银行及其它高科技公司税务主管，兼任加州硅谷多家高科技公司转让定价顾问。

不是杨花

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应凝聚广泛共识

2021年06月10日    来源：光明日报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日前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通过了一项“全球税收改革方案”。美、日、英、法、德、意、加七国财长呼吁“大型高科技跨国企业”在其经营业务的国家纳税，最低企业税率为15%，以此反避税和彰显“公平竞争”原则。

“全球税收改革方案”是本次七国财长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会议表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不同的税收制度导致吸引外资出现了不正当竞争。会议出台的税收改革方案要求大型跨国公司在其总部所在地纳税的同时，还必须在其运营的国家纳税，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避税。

当前的国际税收规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按照现行规则，实体企业在哪里就在那里缴税。但近几十年来，大型跨国公司选择在低税率管辖区注册，将大量利润从高税率管辖区转移以避税。据联合国估计，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政府每年损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本次七国财政会议推出的税收改革方案一旦实施，意味着大型跨国公司将难以利用各国不同的税收政策来避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七国集团财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所未有的承诺，为实现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全球最低企业税将结束国际上的低税竞争，为各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全球经济繁荣。

自从披露诸多跨国公司和个人避税信息的“卢森堡泄密案”和“巴拿马文件”公开以来，各国对因税收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高度关注。拜登上台以后，力推多项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主张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筹集资金。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七国财长的方案只是全球最低企业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法国财长勒梅尔承认，各国在未来几个月将就税收额度问题展开更加激烈的讨论。经合组织总干事克尔曼说，七国财长的方案虽然不是最后方案，但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经合组织139个成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让跨国公司“付出应该支付的税收额”。有非政府组织表示，15%的最低企业税率还不够，应该提高到25%才能真正解决跨国公司避税问题。

全球税收改革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牵涉面广，需要经过各国认真磋商，甚至是通过政治决断来达成协议。有分析人士指出，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各国国情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对税收的政策主张自然各异。在七国财长会后，欧元区主席多诺霍以爱尔兰财长的身份发推文称：“经合组织有139个国家在谈判税收问题。所有的协议都应该兼顾和满足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不能仅仅满足七个发达国家的愿望。”爱尔兰的企业税率为12.5%，所以公开反对七国财长的方案。

七国财长会议对外自诩讨论税收改革是为了实现“公平竞争”，但关起门来又极力为本国寻求“网开一面”。据悉，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加拿大曾提出采掘业例外原则，英国希望将金融业“置之于外”。这不能不令人思考，涉及各国重大利益的税收问题，仅由七国财长会议来主导是否合适。

在西方经济整体处于低迷状态的当今世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许多重大决策缺少中、俄、印等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妥善处理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绝不是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可以为其他国家越俎代庖的。此次七国财长会议推出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只是“暂时的”，今年7月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以及10月举行的G20峰会才是探讨这一问题更合适的平台。

不是杨花

全球税制改革气氛渐浓

2021年06月11日    来源：经济观察网

当乔·拜登踏上自己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出访旅程、前往英国和欧洲大陆时，他应该心情很不错。刚过去的这个周末（6月5日），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从而为推动全球公司税制改革铺平了道路。

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7个国家对这份“历史性协议”表达了异口同声的极高评价和无比期待。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宣称，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承诺”将终止数十年来全球税收螺旋下降的“逐底竞争”，将“确保美国乃至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公平”；今年G7峰会东道主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则认为，这个协议适应了“全球数字时代”；德、法、意等国领导人们也纷纷附和说，协议的达成朝“税收正义”和“社会公平”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同样很重要（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这份协议的达成至少在表面上缓和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多重紧张关系，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多年未见的“西方团结”的政治景观画，美国则重新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

乔·拜登自参选美国总统之始就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他领导下的美国将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至上”、疏远传统盟友的单边主义路线划清界限，让美国重回多边主义，并重新“领导世界”。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最核心的政纲之一。

G7税制改革协议的达成，是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展现独一无二“领导力”的第一个真正“胜利”。事实上，关于公司税制度改革的全球谈判从2013年就开始了，过去8年里举步维艰，但在今年2月美国政府表达出积极姿态、并提出新建议之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

根据6月5日公布的公报，G7财长会议达成的公司税改革协议包含两部分主要内容，也就是经合组织（OECD）之前提出的国际税制改革的两根“支柱”——

第一部分（“第一支柱”）是通过设定全球最低公司税来解决耶伦所说的“税率逐底竞争”的问题，G7目前一致同意全球最低公司税税率为15%。

第二部分（“第二支柱”）是要求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在其有销售的国家缴纳更多税款，G7目前所说的“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指的是营业收入位居全球百强、利润率超过10%的那些巨头。为了更直观和清晰地解释上述这两个“支柱”，我们来算一笔账：

按照“第一支柱”的要求，假设有一家总部位于硅谷的跨国公司，它的主要营运基地和市场销售在素有“避税天堂”之称的爱尔兰（也就是拜登祖辈的故乡），或者它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财务会计操作将自己的主税地弄到了爱尔兰，而那里的企业税是12.5%。那么，今后它除了要向爱尔兰缴纳12.5%的税之外，还必须向美国政府缴纳2.5%，以补足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而如果这家公司在完全免税的百慕大登记利润，那么今后它将被美国政府征收15%的公司税。

按照“第二支柱”的要求，假设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巨头公司在全球各地赚到了1000亿美元的利润，那么，今后除了要向美国政府交税以外，至少还应当针对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向它拥有销售和利润的国家交税。

二

上述这两项改革为什么被普遍认为意义重大？它们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有一个关于税收和现行国际税制的宏观背景。

税收，自古以来就是政治运转的枢纽。政府为什么需要存在以及它依据什么原则来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财税问题。故而西谚有云：“悠悠万事，唯税为大。”

然而，在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上既不存在像今天这样边界清晰僵硬、人民认同单一、政府权力至高无上的“民族国家体系”，也没有在世界各地到处做生意的全球性企业。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税收一直是某一个政权内部的事情。征税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极为重要，但他并不需要为此与其他政权的统治者去讨价还价，这与贸易截然不同。

不过，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因就是前文说到的两点：高度排他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和大量跨国企业的出现。简单地说，对于那些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经济活动的公司，哪个国家有权向它们征税？应该（本质上其实是能够）征多少？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因此，税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不同国家之间必须通过协商才能解决的“国际性”问题。

现行全球公司税制度奠基于一个整整世纪前，那是命途多舛的国际联盟（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勉强视之为联合国的前身。）时代的产物。按照这种税制安排，公司只在拥有经营实体的地方需要根据其利润向当地政府缴税。之所以本次G7峰会前夕达成的协议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原因就在于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一个世纪以来通行的上述国际税收原则。

按照改革者的观点，这一国际税收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当下的全球经济现实。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像“知识产权”这样的“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过去的农场、工厂、商店之类的实体资产反而越来越不值钱。对于像制药之类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资产的高科技公司以及金融投资等高附加值服务企业来说，物理位置几乎无关紧要，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落户或将大部分利润转移到任何地方。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以后，大量的传统销售活动甚至都不再依托实体，它们可以在线上向任何国家的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而完全不需要在当地开设任何经营实体。

这一方面给那些能力出众的全球性大公司“合法”避税提供了许多可钻的空子，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涌现，它们是20世纪世界经济中最独特的景风景线之一。

今天，全球最著名的“避税天堂”有维京、开曼、百慕大群岛等几个英国海外领地，还有像欧洲的爱尔兰、荷兰、瑞士、卢森堡和亚洲的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在其中少数一些地方，比较典型的是爱尔兰，跨国公司确实拥有经营实体；但大多数这类地方只是被它们用以申报在其他国家赚取的利润，从而逃避税收。因此，这样的奇观每年都在上演：只有60万人口的卢森堡获得的所谓外国直接投资与美国一样多，而什么也不生产的百慕大得到巨额“外商投资”……

根据联合国专家的估算，目前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藏匿在上述这些“避税天堂”；OECD的研究也显示，跨国公司高达25%的利润记在“避税天堂”和低税率国家。美国大公司是最善于搞这种“财富腾挪”的，新世纪20年里，它们海外利润记在“避税天堂”的比例，从2000的30%提高到了2019年的60%。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还表明，2017年全球跨国公司大约40%的利润——也就是约7000亿美元，都被转移到了“避税天堂”。

有人因此指出，现代跨国公司赚大钱无非靠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将生产中心从过去的母国转移到人力成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条腿则是将在全球市场中赚取的利润转移到缴税很少、甚至不用缴税的“税率洼地”。

如果说，它的第一条腿对世界来说主要是福音的话，那么第二条腿就基本上是灾难了。这种局面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必然就是耶伦所说的“逐底竞争”——即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资本和企业，只能竞相下调企业税率。根据美国智库“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统计，1980年时，全球平均企业税税率为40%左右，40年后的2020年下降到了23%。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37个OCED成员国中已有24个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税率。这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拥有全球最多跨国公司的美国，也不得不加入这场类似于经济学里说的“公地悲剧”的“逐底游戏”。2017年，特朗普政府承诺打击在国外逃税的公司、吸引企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启动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降税计划，将企业税税率从35%大幅下调至21%。第二年，美国经济取得了强劲增长，但当年政府获得的企业税收入骤然下降了31%，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

今天我们若撇开党派偏见，客观公允地评价，大致可以这样说，特朗普的降税政策的确对刺激美国经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它的成功之处。然而它并没有实现所谓经济增长会自然促进税收增加的“供应学派”的经典许诺，相反导致了美国政府财力的萎缩。由于美国的政府支出也并没有像共和党人期望的那样出现显著收缩，其必然的算术结果便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到了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的程度，而这笔欠债最终总是要分摊到所有美国人身上。未来，如果不能大幅度削减开支，就只能把这个越来越大的财政包袱转移到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普通美国劳动阶层身上，他们没有能力像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大鳄那样把自己的辛苦收入转移到维京群岛去报税。

据联合国的估算，因为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目前各国政府每年流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6000亿美元之多。但更为无解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底的游戏：即便特朗普把企业税降低到21%，仍然远高于爱尔兰的12.5%，而开曼群岛和维京群岛的企业税税率为零……这些“避税天堂”无一不是人口很少的小国，其中不少甚至都不是独立国家，它们的政府不需要提供太多公共服务，更谈不上任何国际义务，只要能繁荣当地经济，收不到税并不重要。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玩转这场游戏的。

不用说，欧盟和日本也是。

三

因为这个缘故，多年来，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一直试图协调各国，促成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国际公司税改革，从而限制跨国企业通过在世界各地转移利润以使应缴税收“最小化”的能力。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两个税改“支柱”，就是OECD于2020年末发布的《第一和第二支柱蓝图报告》中率先提出的。事实上，G7财长在6月5日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就是OECD先前规划的改革蓝图。

OECD的这项倡议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的长期支持。但之所以谈判一直停滞不前，最大阻力恰在于美国的一贯反对。原因也很简单：当今世界上的跨国公司，特别是拥有重要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科技巨头，一大半是美国企业。撇开共和党长期秉持的小政府、低税收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论，即便仅从情感上说，美国政府也很难接受他国政府从本国企业身上榨取更多税金，哪怕它自己也收不到这些钱。

今年2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甫一就职就明确表示，美国不再反对全球公司税改革方案。两个月之后的4月5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春季会议召开前夕，耶伦进一步明确呼吁G20国家响应美国的倡议，一起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打击避税并终结“长达30年的企业税逐底竞争”。

耶伦在芝加哥的一个线上交流会议上说，“我们的税收已经达到二三十年来最低水平，而且随着税收继续下降，我们投资道路、桥梁、宽带和研发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少。通过选择在税收上竞争，我们忽略了在工人技术、基础设施实力上的竞争。这是事与愿违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项‘美国制造’税收计划的原因。它会改变整个游戏。”

这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说：“美国的竞争力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培养优秀工人、尖端研究和提供最先进的基础设施，而不是我们的税率是否比百慕大或瑞士更低。”

美国政府的这一重大立场转向发生在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的历史转折点上。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帮助经济尽快复苏、重振美国的就业和增长，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经宣布并签署了多项“非常规”刺激计划，其中包括一项总支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一项总额2.3万亿美元的“美国基建投资计划”和另一项总规模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上述三项计划合计需要支出的金额高达6万亿美元，钱从哪里来？

由于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像过去那样发债，进一步增加负债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为此，基于民主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新政府提出了增税计划。根据新一轮税改方案，未来联邦企业税税率将从特朗普时代的21%升高至28%。耶伦公布的税改细节认为，这将在未来15年内为联邦政府增收2.5万亿美元，这笔钱将用来负担规模庞大的基建翻新计划开支。

不过，单方面增税显然会降低美国对于全球资本和企业的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耶伦提出了设定全球最低税率的倡议，希望与其他国家达成“收税统一战线”，确保美国的新一轮税改不至于被激烈的“全球税收战争”削弱。

这一提议与欧洲国家的想法可谓一拍即合。欧盟围绕公司税的谈判讨论了多年无果，眼下新冠疫情致使政府支出激增，公共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此外，与美国政府的考量有所不同的是，欧洲政府一直渴望从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美国科技巨头那里捞到更多“油水”。因此，耶伦的提议在第一时间便获得了德、法、英、意等国的热情欢迎和积极响应。

耶伦在今年4月最初提议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21%。一个多月后的5月20日，急于推动协议的美国政府削减了自己的雄心，将提议税率下调至15%，从而大大提高了各国达成协议的动力。当然，这也引起了诸如乐施会（Oxfam）等一些国际团体的不满。它们认为，如此之低的税率标准并没有改变什么，根本无助于缓解全球不平等。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税制改革协议表明，美国依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拥有强大话语权。

四

按照可能的外交程序，G7财长达成的这项税改协议，预计将在6月11-13日举行的G7峰会上由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之后，它将被提交给在OCED层面参与谈判的大约140个国家，它还将在今年7月于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得到讨论。税收和法律专家预计，这项改革最终得到落实，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改革协议的一些具体细节也可能发生变化。

一旦百年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付诸实施，一目了然的输家当然是像Facebook、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据估算，它们未来每年将多付出多达数百亿美元的税款。

这些大公司肯定会展开政治上的博弈和反击，而这场税收斗争也将是对它们在拜登时代的华盛顿有多大影响力的一次考验。然而，首当其冲的三大公司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对这次的G7协议表达了公开的欢迎和支持。它们纷纷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新的协议有助于全球税收体系的透明、稳定和规范，它们愿意为此多支付一些税金。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输家是开曼群岛这样的“离岸避税天堂”——当跨国公司总部国家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全球最低税率”以下的那部分税收，大公司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动机将资产和税收申报转移到这些地区。有人因此预测，这样一来，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避税港”商业模式将寿终正寝。传统上，它们虽然不收税，但通过成功吸引富人和富有大企业入驻而赚取了丰厚的配套服务收入。未来，它们的时代将画上句号，而且它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同G7这样的强权博弈。

至于爱尔兰、瑞士、新加坡这样的低税收国家，它们受到的影响则更加复杂。因为它们并不是纯粹的“避税港”，但在新的全球收税环境下，这些经济体未来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肯定会有所下降。若想要续写经济成功的神话，它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由于各国国内的政治氛围不同，这些国家对于这次税率改革明显态度不一。在欧洲最著名的三大低税国家中，瑞士尚未明确表态，爱尔兰则坚信自己仍有不可替代的竞争力，而荷兰甚至表达了热烈欢迎。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各主要大国的政府。事实上，无论是G7还是G20，几乎所有国家的企业税率都远高于15%。因此，未来会有数百亿新增税款流入这些国家的国库，而它们中的不少国家目前都陷于左支右绌、几乎揭不开锅的窘境。

但政府获益只是一部分，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而言，税收改革的利弊还取决于该国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以及它们在海外的利润状况。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可能又是最大的输家。按照美国税务基金会的数据，美国公司占目前全球100家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利润总额的72%。

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拜登政府以“出卖美国企业利益”的方式换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全球最低税率的支持。

当然，这样说有一个并不公允之处，即新税制解除了欧洲国家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从而避免了大西洋两岸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事实上，这也是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巨头表态支持这次改革的重要原因。

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是欧洲国家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在这次G7财长会议之前，英国、法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向这些美国公司征收临时数字税。美国则针锋相对，威胁对6个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国家征收20亿美元报复性关税。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宣布这项制裁时，给了它暂缓6个月执行的宽限期，这一心照不宣的安排显然就是为了给耶伦推动的全球公司税改革留出空间。

虽然6月5日的协议并未明确提到欧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但耶伦已经表示，随着新的全球税则生效，欧洲国家将取消现有的数字服务税，“整体共识是这两件事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美国公司来说，这也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宽慰。

正如IMF所强调的，任何协议都不应只由最强大的国家主导，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纳入考量极其重要。那么，全球税率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说，总体上是一件利多弊少的好事，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税收高度依赖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显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增加税源；第二，很多实证研究显示，低税率吸引来的更多是金融资本，而非实体经济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寄希望于低税率来吸引投资。

中国官方迄今尚未对全球最低税率的谈判表达过立场，毋庸置疑的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项改革是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真正实现的。但对中国自身来说，改革很大可能也是利多弊少的，至少目前阶段是这样。

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多的大企业，特别是科技巨头，然而，除了少数几家之外，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没有太大的海外业务，海外利润也不多。这意味中国企业不会因为全球最低税率而明显多支出税款。相反，中国几乎是全球所有大企业的最大市场和利润来源，所以，新的税制倒可以让中国政府多收获一笔额外的税收。不过，中国国内有很多相互竞争的经济特区，从中央到地方，也有不少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费用扣税减免等政策，这一部分可能会受到未来全球最低税率新政策的影响。

换句话说，新的全球税制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对中国政府和企业造成真正影响，但可能会限制中国国内收税政策的灵活性，使一些地方长期以来习惯的依靠收税优势的传统招商模式打折扣。

五

当然，即便接下来各国的谈判进展顺利，这项被誉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仍面临两个最大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技术性的。

目前获得的共识还很笼统，关键细节有待于未来几个月的磋商，里面少不了激烈的利益博弈。

第二个障碍存在于政治层面。

众所周知，美国共和党长期秉持小政府、低税收的意识形态，要提高税收的政策很难顺利通过，尤其是征税对象主要还是美国企业，而且特朗普时代以后的共和党也对几乎所有国际合作持抗拒态度。因此，这在美国国会必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期待美国国会中共和党人的爽快合作，在当今两极化的美国政治语境中，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政治层面的另一个相对较小的障碍在于，无论是G7、G20还是OCED框架内的税收制度框架都不具有强制性，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不加入。以欧洲国家为例，如果想在欧盟范围内顺利落实新税制，则肯定要给予爱尔兰等现行税制的最大获益国家一定的补偿。在欧盟这样低效率的多边机制中，这大概也需要经历旷日持久的谈判。

有评论者认为，这场全球税务改革计划彻底颠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成功，它有可能扭转数十年来螺旋下降的竞争性减税周期，开启一个崭新的“加税周期”。

在我看来，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做到了也不是好事。粗略地说，世界各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不是税收太低，而是开支太高。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左翼一再推动税收增长，鼓吹政府更多、更深地参与到市场中去，但这已经对经济本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反观右翼，它们一再推动减税，但却并没有兑现自己“小政府”的允诺，政府开支并没有明显紧缩。

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是政府债务不断水涨船高，而每一次所谓“解决方案”的实际结果，右翼方案总是让少数最富裕人士（和公司）交更少的税，同时让政府背上更多的债（意味着将来由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还）；左翼方案则是用想当然的高税收来对经济本身进行“惩罚性”的损害。

这就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粹主义高涨，进而导致政治尖锐对立的根源。要扭转这种恶性循环，也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真正实现右翼所说的“小政府”理性；二是改革税收制度，避免简单地增税或减税，而是使整个税收制度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让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而不是相反。

希望这次的全球最低公司税改革能够走出正确的一步，未来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更多改革。

不是杨花

OECD：对全球最低税方案谨慎乐观

2021年06月15日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舒畅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新上任的秘书长马赛厄斯·科尔曼表示，对各成员国就全球最低税税率可能达成协议的趋势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总统拜登的税改思路很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影响全球税改方向。

根据拜登政府公布的税改方案，为了实现增收目标，除了在国内对企业增税外，拜登还将重点放在大型跨国企业上，呼吁各国向跨国企业征收税率至少为15%的全球最低税，这样就避免了一些所谓的“避税天堂”利用低税率吸引大型企业入驻。

6月5日，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伦敦举行。G7成员国发表声明说，同意税率至少为15%的全球最低税税率方案，并力争在即将召开的G7领导人峰会上有实质性措施落地。对此，科尔曼表示，拜登税改的增税倾向势必会对全球税收政策起到引导作用，拜登政府为了解决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积极增税无可厚非，但是一旦政策的适用范围无限制扩大，互联网企业和数字零售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尤其是疫情期间的各国经济复苏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都需要权衡。他表示，从技术层面来讲，确定全球最低税税率是一个相当复杂且漫长的过程。OECD负责协调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税收协商问题，若要就这一税率达成一致，还需要相关国家及地区签署多边公约，以及各国自身进行调整才行。全球最低税可能导致部分国家丧失竞争优势，这将阻碍多边协议的达成。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取消离岸投资激励措施、减少利润转移是各国或早或晚都将面临的问题，税源的流失、税收的下降不利于国家基建、研发的进步。目前，美国税收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作出调整与改变是大势所趋，也是为今后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不是杨花

至少15%，G7就全球最低税税率达成一致

2021年06月15日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戴悦

近日，为应对全球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全球税制改革达成一致协议。

美国提议被认可

针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双支柱”提案。支柱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大型跨国数字企业设立新的征税机制，就跨国企业的全球剩余利润在各国之间重新划分征税权；支柱二主要内容是设定全球最低税标准。

根据G7达成的协议，对于支柱一，跨国科技巨头除了在其总部所在地缴税外，还将在其业务所在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收。对于美国提议的支柱二的改革方案，G7各国财长达成统一意见，推进全球最低税率，打击跨国公司的激进避税行为，营造更为公平的国际税收环境，确保跨国公司在其经营的每个国家按照至少15%的税率缴税。此外，根据共同公告，该协议还支持授予各国对利润率超过10%的跨国公司征收税率为20%及以上税收的权力，征税权力由各国政府分享。在备受关注的数字服务税问题上，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表示会考虑放弃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单独行动，以换取协议允许的税收权力。脸书、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已表示了对该项新协议的支持态度。截至目前，该项协议的诸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例如在对于“全球大型公司”的定义上，OECD/二十国集团（G20）组织下的包容性框架内的135个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协商与探讨。

国际税改艰难前行

国际税收合作体系历经100多年，无论在决策构架、成员组成、议程内容、国际范本和法律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按物理存在标准建立国际税收体系是合理的，对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有利。但数字经济时代，欧洲国家无法再按物理存在标准向美国的科技巨头征税。欧洲国家与美国不再是国际税收利益的完全共同体，反而分站在地域国和居民国两端。

为应对欧洲多国单边推进的数字服务税，自2019年7月开始，美国政府根据“301条款”对数字服务税展开调查。今年1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认为法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奥地利、西班牙和英国开征的数字服务税歧视美国公司，违背国际税收基本原则并对美国贸易造成负担或障碍。但同时表示将与OECD/G20国家继续开展国际税收改革的讨论，在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前暂不开征报复性关税。今年5月20日，美国财政部公告再次强调按支柱二方案推进国际税收改革的提议，并提出以15%的全球最低税税率作为经OECD/G20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谈判中的最低出发点，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达成税率高于15%的全球最低税。

支柱二的政策目的和实现方式借鉴了2017年美国《减税和就业法》新增的反税基侵蚀税（BEAT）与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税规则。BEAT和GILTI税要求美国公司针对跨境交易向美国政府承担最低的有效税负。但支柱二与GILTI税也存有多处不同，主要表现在：1.GILTI税采用全球汇总的计算方式，即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利润和亏损相互混合和抵消，支柱二涵盖全球汇总法、辖区汇总法和单一实体法；2.GILTI税适用于受控外国公司的所有美国股东，支柱二强调根据集团公司的营业额（7.5亿欧元）、利润额或集团规模设置征税门槛；3.GILTI税针对美国的所有受控外国公司，支柱二会排除部分行业或集团部门。

4月初，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指出，美国政府正考虑将GILTI税率由10.5%提升至21%。当时，法国财政部部长勒梅尔和德国财政部部长奥拉夫·肖尔茨分别回应，表示支持按美国提议将21%作为全球最低税税率。而在4月之前，OECD/G20国家针对支柱二最低税率的讨论一直围绕并对标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税率——12.5%进行。

欧洲各国反应不一

爱尔兰财政部部长多诺霍曾在4月21日回应，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必须尊重爱尔兰长期使用的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而支柱二方案更像是为了平衡国际税率标准，而不是真正为了防止跨国公司的激进避税行为。国际税收改革达成统一必须以尊重各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差异为前提，避免加重企业的合规成本。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KPMG）的税务主管赫兰德表示，支柱二要求跨国集团税基能体现各国对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之间的协调，但识别、计算和追踪集团内部的全球财务报表将会显著加大集团的税务、会计、审计合规成本。虽然美国不再将21%作为支柱二的目标，但促使国际社会认同按15%作为最低税率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谈判起点，尤其考虑到爱尔兰、匈牙利等国家本身税率已低于15%。

据了解，在G7国家达成新协议之前，欧盟公布了近期内的两项重点税改任务：第一，7月9日~10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G20国家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将对OECD/G20国际税收改革方案达成较为统一的意见；第二，在今年7月14日的欧盟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讨论欧盟国家数字服务税问题，就算保留数字服务税，也会确保数字服务税不是只针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税收，而是采取低税率、广税基的方式推进。

鲸落

全球最低税：美好前景还是画饼充饥？

2021年06月22日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我国在政策制定和政 策执行上都拥有制度优势，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同样可以做到“行胜于言”；而我国正在形成的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也能保证我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问题上占得先机。

全球最低税：并非一个新话题

2021年6月5日，七国集团财长伦敦会议通过了关于向跨国公司征收最低15%企业所得税的协议。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跨国公司的业务开始遍及全球，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开始通过转让定价等多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向国际避税地转移利润，使得其业务开展的所在地国家的政府为了有效课税问题叫苦不迭、伤透了脑筋。道理很简单，各国政府都有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压力。因此，面对可以在全球各地灵活布局、辗转腾挪的跨国公司，不仅没有底气对其足额征税，反过来甚至还要频频抛出橄榄枝、纷纷向其示好，于是就出现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有害税收竞争，甚至在税率竞争上“一站到底”（race to the bottom）的困局。

于是，针对这一问题，早在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就曾提出过“全球最低税”的类似设想。到了2021年4月，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面对特朗普减税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他们一方面想尽快缓解美国财政“紧平衡”的压力、将高企的财政赤字率降下来，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加强对跨国公司的课税多筹集一些财政收入，以满足其基建计划和恢复经济的巨额开支。而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课税方面也担心国际资本闻风而逃。为此，美国想出了在本国加税之前先通过全球最低税的“树篱笆”的“探测气球”投石问路。

企业税负高低：税率只是众多关键因素当中的一个

事实上，企业税负高低的决定因素不仅涉及税率的高低，还包括税基的多寡。然而，由于税率简单直观，而税基的专业性更强，普通大众很难理解，于是大家纷纷选择了在税率的几个百分点上做表面文章。

众所周知，税收只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更多还要考虑市场潜力、用工成本、营商环境等其他多方面因素。而就税收而言，企业所得税在很多国家都是小税种。例如，在美国的联邦税收当中，其企业所得税只占5%左右。而与中国“一竿子插到底”的企业所得税相比，美国州和地方还会有企业所得税。如果将美国州和地方所得税考虑进来，美国整体的企业所得税率还会比中国法定税率的25%高出不少。

同时，很多大型企业还会考虑个人所得税。因为，与中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不同，分权严重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开征增值税，只能靠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来筹集收入。而个人所得税与企业高管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总体来看，七国集团等国家和组织之所以愿意拿企业所得税税率来“说事”，很多时候是因为其实质意义不大、但风向标的意义很大，不管对于本国政府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可以大说特说的事。至于跨国公司，对此更是洞若观火，对其“雷声大、雨点小、落实难”的本质早已心知肚明。

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优势可以确保我国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占得先机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尽管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重重阻挠和疫情的干扰，全球化水平事实上仍然在不断提高和深化。单个主权国家有效课税的难度在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都希望能更多借助G7，乃至G20等国际场合在形成对跨国公司有效课税的“国际合力”。然而，面对流动性极强的国际资本，国际税收“联盟”很多时候又非常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有些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正采取实质性措施时不得不瞻前顾后、投鼠忌器。

总之，类似七国集团财长声明或者协议，最多只是倡议性的“软法”。这些“软法”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通过主权国家立法的“硬法”。然而，美国国内党争不断，民主党增税性质的“全球最低税”在其国内的立法程序上前途未卜；而欧盟作为超国家的组织，其内部的政策协调则需要兼顾德法等大经济体，乃至爱尔兰、卢森堡等小国的不同利益。反倒是我国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都拥有制度优势，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同样可以做到“行胜于言”；而我国正在形成的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也能保证我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问题上占得先机。（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