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框架视角

李威03

  
王智烜 邓力平 吴心妮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 言

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就业等重要经济活动出现了明显下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5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460万人，比上年同期降低137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与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分别降低43万人与14万人，相关降幅都在20%以上，我国就业市场在疫情冲击下凸显严峻态势。基于此，2020年我国“两会”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部署，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更加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性，其中“六稳”“六保”的首要内容就是“稳就业”“保居民就业”，即我国2020年要通过各种支持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税收在国家治理中起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是支持就业的重要手段。2018年以来，我国从结构性减税转向普惠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减税，政府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为引领，进一步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面对疫情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严重冲击，2020年我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阶段性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以超2.5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纾困惠企、提振就业。

在关注总体就业趋势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从全球角度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受疫情影响，全球约16亿非正规就业的人口受到影响，占全球33亿总劳动力规模的近50%；疫情在冲击就业规模的同时还对非正规就业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全球非正规就业的平均收入下降了60%，其中非洲和美洲下降幅度高达81%，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下降幅度达到21.6%，结构性失业与收入下降导致世界各国民生问题突出。这里的非正规就业，是指逃避税收征管等政府监管的就业形式，与其对应的经济活动我们称之为非正规经济（邓力平 等，2013）。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因此通过非正规就业视角深入研究税收对就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当前国际主流方向之一（Emran 等，2005）。由于非正规就业存在缺乏社会保障、就业技能要求普遍较低、稳定性和固定性难以保障等问题，结合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数据，当前疫情导致的非正规就业等结构性就业问题应当受到重视。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研究减税降费对我国就业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量化影响（王智烜 等，2018），也要把握当前减税降费政策对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脉络和有效性。本文将以后者为出发点，研究2018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扩大正规就业规模和促进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换的理论逻辑，从而为进一步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为做好“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相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税收对就业的影响显著，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有效抑制非正规就业，促进正规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减轻了劳动力负担，抑制了企业和劳动力通过从事非正规经济降低自身税负的动机（McKay 等，2019）。在此研究基础上，需要实证研究相关结论的现实性，但由于非正规就业普遍脱离政府监管，官方统计数据难以将其纳入，因此如何通过官方统计数据推断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结构和特征等数量描述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现有研究看，主要思路是建立一般均衡等实证模型，将相关数据校准代入模型，通过模拟等算法最终计算出税收政策变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例如，Albrecht 等（2009）通过模拟算法将相关非正规经济活动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工薪税与当地较为普遍的遣散费税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在其他税制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工薪税和遣散费税的提高会提升正规就业的税费负担，更多劳动力为避免税负转向非正规就业，从而降低正规就业规模；但在影响就业劳动时长方面，工薪税的提高会缩短正规就业的劳动时间，而遣散费税的影响则正好相反。总体看，个人收入税负提高会导致劳动力转向非正规就业。Feltenstein 等（2013）运用动态均衡模型将银行涉税信息纳入考虑，通过引入俄罗斯的相关数据模拟出非正规经济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税负提高促使企业转向非正规经济的效果明显，比如增值税税率提高会迫使企业和相关就业转向非正规经济。如果考虑金融与税务活动关联时，因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行银行融资必须提供相关涉税信息，所以即使公司所得税税负提高，资本密集型企业也不会轻易转向非正规经济。

由于非正规就业数据难以统计，目前国际上越来越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有效数据，特别是税收影响正规就业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不能体现国际共性特征，但可以真实反映目标国家税收改革对当地就业的具体影响。在直接税研究方面，Deskar-?krbi? 等（2018）研究了劳动税对克罗地亚正规就业的影响，认为克罗地亚在欧盟相对过低的就业率（2016年就业率仅为61.4%，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主要是过高的劳动税导致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而此类就业并不能被官方统计；而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劳动收入中的税收契子的研究显示，克罗地亚2015年和2017年的减税改革能够降低非正规就业规模并且促进正规就业的增加。Kugler 等（2017）考察了哥伦比亚2012年的税制改革，这次税制改革在2013年到2014年使得低收入人群和自我雇佣者工薪税负降幅达到13.5%，实证结果显示减税改革显著增加了哥伦比亚正规就业的规模，使得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拥有了长期正规就业的工作岗位。在间接税研究方面，Waseem（2019）运用倍差法研究了巴基斯坦增值税扩围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对正规经济有自我加强效应，在增值税纳税链条打通和增值税进项加大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增值税能够促进企业转向正规经济，从而促使相关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同时，Waseem也指出增值税进一步发挥上述效应需要加强相关征管进而保证长期正向效应的发挥。在社会保障研究方面，Kumler 等（2013）在墨西哥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背景下利用倍差法研究了1997年墨西哥社保改革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墨西哥社保改革将养老金等社保福利与个人所得税相关联时，即个人所得税缴纳越多未来所能享受的社保福利越好，年轻人将转向正规就业，税种与社保的联动有利于提升个人纳税遵从。Garganta 等（2015）研究了阿根廷2009年实施的普惠儿童津贴项目，发现由于该项目在补助儿童过程中没有区别父母的工作是否为正规就业，因此降低了劳动力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动力。

总体而言，虽然研究税收对就业影响的文献各有侧重，但关于减税降费能够扩大正规经济规模、促进劳动力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文结合异质性企业框架，分析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对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对正规就业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框架的分析

异质性企业框架是 Melitz（2003）等学者通过内生化企业生产率差异将贸易理论研究对象扩展到企业层面的分析框架，这一对原有贸易模型的成功拓展引领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浪潮。异质性企业框架最先应用在国际贸易领域，通过出口企业和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从企业层面讨论出口驱动问题。随着异质性企业框架的拓展，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国际贸易领域。本文以Davies 等（2011）的数理模型为基础并进行优化，主要讨论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利润函数，阐述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对正规就业的影响。

我们考察垄断竞争企业，将企业i按效率由高至低排列，并设i=0，1，2，…。因为企业按效率高低排列， i越大代表企业效率越低。企业i生产类型相似的竞争产品，价格为p（i），数量为q（i）。a（i）为企业边际成本，是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简便起见，假设企业边际成本只包括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即a（i）被认定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除了边际成本外，每个企业还要投入一定量的固定成本F。假如企业i在正规经 济 中， 则 它 从 国 内 市 场 得 到 的 利 润 函 数πformal(i)为 ：

其中， t为企业i生产一单位产品所承担的广义税负，既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负担，也包括社会保险费等。承担税费负担是企业从事正规经济的最重要特征。而企业一旦进行正规经济活动，其雇佣的劳动力就是正规就业。当然，经济中也有一部分企业选择加入非正规经济，它们被执法机关发现的概率为η（i），并随i的增加而变小。这一假设被多方认可，符合现实条件。具体而言，企业i越小代表企业效率越高，获得的利润更高，规模相应更大，因此更容易被执法机关关注。我们可以就这一分析限制η（0）=1，即最具效率的企业只要进入非正规经济就会被执法机关发现。而当i≥ λ0时，则η（i）=0，即当企业i超过λ0这个分界点时，这些企业的效率过低，其相应生产规模太小，执法机关则难以觉察这些进入非正规经济的企业。另外，如果一个企业被查出进入非正规经济未缴纳税款时，按照现行一般做法，企业必须补缴税款并缴纳相应罚款。因此，非正式企业i预期承担的罚没金额为vi=η（i）Φ ，其中Φ>t 代表被查实所缴的罚没总额，其必然大于应当承担的广义税负，否则所有企业都会进入非正规经济活动。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国内非正规企业 i 的利润函数πinformal(i)为 ：

从式（1）和式（2）可以看出，企业从事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主要区别是，正规经济中的企业选择缴纳广义税负t，而非正规经济下的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罚没金额vi。而这两类异质性企业所对应雇佣的就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同时，在均衡条件下，本模型可以得出某一特定国内企业对进入正规经济还是非正规经济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该企业进入正规经济缴纳的税款与进入非正规经济预期缴纳的罚没金额是一样的，我们设该企业为λf，将企业利润函数联立相等可以得到η（λf)Φ=t。找到这一临界点是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关键，在本文中这一边界划分了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范围。据此，当企业i所处的顺序大于λf时，由于这些企业效率较低、规模较小，不易被税务机关发现，因此进入非正规经济，其雇佣的人员为非正规就业；而当企业i所处的顺序小于λf 时，由于这些企业效率较高、规模较大，易于被税务机关稽查，因此进入正规经济，其雇佣的人员为正规就业。

结合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当我国进行减税降费时，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有两条逻辑脉络。一是减税降费会导致非正规经济下的企业数量减少，非正规就业将转向正规就业。当罚没金额Φ不变时，广义税负t的降低必然带来η（λf ）的降低，才能保证η（λf）Φ=t的成立。由于η（i）是单调递减的，因此λf必然上升。这意味着非正规经济下的企业会减少，部分企业将转入正规经济进行生产，与此相对应的非正规就业将转向正规就业。二是减税降费会导致正规经济下的企业雇佣更多的正规就业人员。根据式（1）可知企业对广义税负的边际利润为?πformal（i）÷?t =-p（i）q（i），由于价格和产量为正，因此减税降费，即t的下降将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利润增加将促使正规经济下的企业进一步扩大产量，进而扩大正规就业人员规模。

结合数理模型，分析2018年以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减税降费将有效促进我国正规就业的发展。从企业层面看，减税降费政策始终关注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在直接税方面，2019年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普惠性所得税减免、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等政策降低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负担。2020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 2020年所得税，将有效缓解相关企业的税收负担。在间接税方面，2018年以来，我国增值税经历了税率并档和逐步下调的一系列改革，降低了企业相关负担，增加了企业相关利润。特别是针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持续加强。如2019年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普惠性政策，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进行50%幅度以内的减免。又如2020年，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全国其他地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在降费方面，2018年以来我国明显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如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出台，各地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下降至16%，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等等，这些政策使得企业负担持续下降；2020年我国又阶段性减免和缓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三项保险。总体而言，减税降费政策主要降低正规经济下的企业税负，提升企业利润进而促进企业稳定乃至扩大正规就业规模。通过模型推导，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经济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我国当前减税降费政策重点内容之一是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这将有助于抑制企业进入非正规经济，促使更多企业转入正规经济，从而使得相应的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因此，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政策既有助于扩大正规就业的规模，也有助于促进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异质性企业模型研究了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不仅能够扩大正规就业规模，还能将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因此有助于我国当前“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等重点工作的开展，这也为未来我国就业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根据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

1.以减税降费为契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是未来我国税收工作的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税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内容是税收要在分配领域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贡献，要通过税收的调节职能促进我国分配格局进一步完善。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就是在保障必要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减少税收的市场扭曲，促进更加公平合理分配格局的形成。同时，减税降费还有一系列的外溢效应，比如本文指出的减税降费促进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而这一结果有助于缩小由于异质性就业导致的收入差距（Chen 等，2009），从而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调节职能。

2.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做好“稳就业”“保居民就业”工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 2020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减税降费促进 2020年就业目标实现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同时必须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周期下行过程中吸纳大量就业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既要通过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扩大正规就业的规模，也要对包括一些新经济业态带来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更加包容。短期内要把2020年两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的思想真正落实，这也是笔者在经济遇到冲击时常说的“今日涵养税源，明日再行征收”的“为民轻税”（邓力平，2020）税收思路。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