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6/05/ARTI1338864645502702.shtml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中共七大会场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毛泽东致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21/ARTI1348215323927795.shtml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1〕，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2〕。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万岁！
注释
〔1〕指蒋介石一九四三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2〕指毛泽东同志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21/ARTI1348215426480519.shtml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１〕，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２〕“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觚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象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３〕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塞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愿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0〕。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2〕。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进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3〕。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1〕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参看本书《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所列举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
〔3〕斯科比是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侵略军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他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4〕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省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法西斯统治制度。
〔5〕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6〕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京城开罗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年六月，美国政府公然背弃了这一协议，派遣海军控制台湾，企图剥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来指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当作最后巢穴的四川山地。
〔8〕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
〔10〕这是指蒋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内的胡说。
〔11〕大西洋宪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美英三国于伊朗京城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所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持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但在战后，美英政府即背弃和破坏了这些国际协议。
〔12〕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敦巴顿橡树林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1048页 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原文链接：https://news.12371.cn/2017/09/21/ARTI1505977390026635.shtml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经验教训。周恩来说：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敌人方面，其营垒是变化的，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在队伍方面，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右的观点忘记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关于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问题。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原文链接：https://news.12371.cn/2017/09/21/ARTI1505977556383646.shtml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
一 引言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组织原则，使它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保证它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我们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对我们的党章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什么要作这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呢？乃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性地用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力的习惯，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完全明白，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与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并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有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要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地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今天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钢，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在简单的文字中，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条件（越来越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达到了高度的完备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及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进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而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自然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作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作，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新的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了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一切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时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而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充分的灵活性等。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赏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候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于真理得多。”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底经验，是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底经验、工人阶级底经验、劳动群众底经验、所谓‘小人物’底经验来补充领导者底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在“领导者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与党的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有极密切的联系时才有可能。”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决心倾听群众底意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之所在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三 关于党员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因为一个人一般地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确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
在修改党章以前，已经接收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党员，仍应保留有效。
如有在政治上发育得甚早的青年，即是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且认为如果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那末，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接收入党，除年龄的规定外，还依据被接收入党者的社会地位在党章上规定分为四类。这种分别，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情况下是必要的。
第一类，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其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均较宽。就是说，对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的限制。对于从幼就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生长的人，也应归入这一类。
所谓城市贫民，是指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到城市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等。
第二类，是接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须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并须有一年的候补期。因为从这个阶层出身的人们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因此，须有较长的候补期，并须比较有经验的人来作介绍。
在这第二类中党章上所指的职员，是不包括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吏在内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由于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地下状态，那里有大批的革命者要求加入我党而找不到门径，因此，党章规定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接收第一、第二类人入党，可以临时将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候补期限放宽。不过这种临时办法，须由省委或边区党委规定。
第三类，就是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是更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要求入党时，党章规定必须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并须有二年的候补期。
第四类，就是曾经有过其他的政治信仰，并曾经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党章规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入党。不过其中又有其他政党的普通党员、比较负责的人员和重要负责人员的区别。至于还有一些曾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或集体入党的人，在加入该党时，既是违反或没有自己的志愿，在加入该党后，又未参加该党的政治活动，那末，这种人只要有了这些证明，在接收加入我党时，就应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手续，而不当作有党派关系者待遇。
一切其他政党的党员，一般地只有当其脱离其他政党以后，才能接收加入本党。
凡为某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的成员，并未参加其他政党政派者，即按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接收入党。
凡曾加入我党，后来退出，要求再入党者，照第四类人履行手续入党：因为这种人经过政治上的动摇，须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并须有比较高级党委的审查。但其候补期一般可以缩短。
凡曾被迫失去我党的关系，请求恢复党籍者，在经过省委或边区党委以上之党委审查确实后，即恢复党籍，无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即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一定上级党委的批准。成批地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党章上，规定了介绍人及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之党委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这种规定，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执行；因有某些党委过去关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是做得不甚好的。
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党委在发展党员与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有些党委，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省委、边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对于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缺少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指导，缺少经验的总结，他们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于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只是委托给支部和区委去办理，或者只规定要发展党员的数目字给区委和支部去限期完成，因而就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形成自流的没有领导的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质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的组织的工作，因而大大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独是各种不可靠的和品质上很坏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混入我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成份不好的支部。很明显，在我们的支部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上级组织对于党务工作缺乏领导的结果。为了根绝这类现象，并使这类现象以后再不发生，为了建设工人阶级的先进的党，各级党委，尤其是高级党委，必须把接收党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接收党员的工作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在农村中，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呢？应该接收在对敌斗争中，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在其他各种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性的、思想纯正的分子入党。如果当地的上述各种运动还没有发展，因而也没有上述各种积极分子出现时，那末，在这里除开接收个别觉悟分子入党外，就不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只有在各种运动已经开展，并有了大量积极分子之后，经过相当时期的宣传和考察之后，才能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比较更多地接收党员。在农村中，各种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积极分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分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
在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接收党员，也必须是在战斗中，在各种工作中表现了积极性的分子，并须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
在发展党员之前，必须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宣传党章。
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这些人是要经过了考验的。某些地方如果缺少这种人，就应该培养与训练这样一批人，然后委托他们以主持发展党员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经常具体指导与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员。每一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些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在决定和批准接收新党员时，各级党委就应该依靠他们去进行详细的谈话及参加审查与介绍等。这样就可以经常接收新党员，又不致使这种工作失去党的领导与控制。
接收新党员，是党的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而上级党委则依靠这样一批经过考验的组织员去指导工作。
党章规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须作真实的负责的介绍。上级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更须负责的进行，决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总之，要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使这种工作是很正确的进行，因而能够真正接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就不只是要有支部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就是在已有支部的乡村，因为年来的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已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也需要从他们中接收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则更须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因此，发展党员，还是党在解放区的重要组织任务之一。而这种发展党员的工作，应根据上述方法，很正确地去进行。过去的缺点，不应再重复。
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组织，都不能和其他的工作、和群众的各种斗争分开来孤立的进行。党员是从群众斗争与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接收的，党的支部以及区与县之党的组织的巩固，也只能在群众斗争以及各种工作的过程中达到。比如说，农村党的组织，只有当它领导群众彻底完成了减租减息，又普遍地发展了生产，因而使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生活水准提高；又组织了很好的民兵，因而在对敌斗争中保卫了群众；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运动，因而使群众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社与文化卫生工作等。那末，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就会巩固起来；因为它在这些工作中已与群众联系起来，群众的觉悟提高，并已有了经验，它的内部团结也在这些工作中巩固起来，并在这些工作中体会了党的政策和取得了工作的经验。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上没有规定，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有规定为两个月至一年者，各地亦不一致。经验证明：在农村中两三个月的候补期，是等于没有的。在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作用，也不大。过去对于候补党员很少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在新的党章上规定：新党员候补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三种。但所属党委均得延长或缩短。并指出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就是说，对于候补党员的教育与审查，是党的组织一项必须注意进行的工作，否则候补期的作用，将仍会很少。对于候补党员，教育他们认识党章和党的纲领与政策，并使他们确立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如组织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等，是非常重要的。
党员有退出党的自由。党章规定在他申请退党，交出党的一切证件之后，即可由支部除名。这表示退党是自由的，入党则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的。
党章上有开除党员的规定。如果被开除者是各级党委的委员，须经各该级党委之全体会议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
四 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
在这次修改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想，这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将要保证我们党内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况中发展，将要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保证党的行动的统一。
关于党员的义务，党章首先规定：党员必须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为这是每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关节。如果党员的觉悟程度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作一个好的党员，不能自觉地很好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党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章要把这一项规定为党员的义务，这就是说，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是每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这就是说，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党员的这些义务，是大家历来所公认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党的选举与党的会议以及党的决议之成立等，每个党员都应以负责态度来积极参加。
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危害党，不得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并且还必须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从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的一切法纪和一切其他革命组织——如革命的军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和革命的事业机关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在各种革命事业中应起模范作用。应该把遵守党纪与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而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人民的革命纪律，遵守革命政府与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而每一个党员如果不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也就是不遵守党纪。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应该切实纠正。
我们的党，早已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大党，而且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除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而外，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必须有一件社会职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我们的党员，只有革命的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
党章规定一切党员都有下列各项权利：（一）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无疑的，在党章上规定党员的这些权利，会要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障党员群众对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给党以武器有效地来反对高傲自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改善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而来改善党的各种工作。
所有党员的这些权利，应该完全被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党员这些权利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想种种方法禁止关于反对自己意见的发言，在党内的选举与被选举中加以各种限制，禁止党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和声明，或在中途稽留党员的申诉书，在党的会议上不允许党员对党的负责人提出批评，甚至有些党员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分子的报复与打击。这些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在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是绝对地必须遵守的。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亦必须被尊重。少数人在声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党的组织必须保证这少数人不致因此而遭到多数人任何不应有的打击与不幸。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不放弃，在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下，是有权保留的。保障少数人的这些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方面，而可能在少数方面。在通常情形下，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了，我们给少数人以这种权利，就是给少数人以回旋余地，好让他们恰当地改正其不正确的意见。
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任何负责的党员在内，是每一个党员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个规定是和现在某些地方不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负责人员的习惯相反的。应该说，这种习惯原来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展，窒息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因此，应该纠正这种习惯。如果大会通过这一项规定，这种习惯从此即成为非法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上，禁止任何党员对于任何党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即成为违反党章的非法举动。
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
一切党员都有权按照党章参加可能的应有的选举及被选举到党的领导机关中去，除党章规定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议、声明及控诉书等，各级党委均必须迅速转达，不得稽留。
只有充分保证党员这些民主权利，才会减少党内某些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批评、言论和行动，减少小广播，并将引导党员群众的批评、言论、行动走上负责的、正确的轨道，走上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
自然，反党分子及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是可能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我们的党员群众，是不会允许这些分子活动的，是会和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清除这些分子的。
党内的各种缺点，必须清除。然而只有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才能清除这些缺点并保持和发扬党内一切生动活泼的力量至最高限度。党章给予党员这些权利，保障全体党员积极性与责任心的发扬，我相信全体党员将利用党章所给予的这些权利，负责地来清除党内的一切缺点，发扬党内的一切优良作风，推进党的各种工作，并将我们党放在从来未有的健全的强有力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的自由的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的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之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的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的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性。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疱，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章规定：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代替下级决定问题，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织向下级提议，帮助下级正确的解决问题，是必需的；但决定之权，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在许多地区，现在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全党都必须执行，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六 关于干部问题
从我们的党章上就可看到：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我们党和党的事业，是有极端重大的关系的。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是由党的干部组成的，因此，党的干部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英勇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大批的干部，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富有创造性和坚持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最高贵的革命的品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在过去，没有我们党这大批干部的牺牲奋斗，人民事业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今后，如果没有我们党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是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所以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干部。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地重视干部，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不能为人民群众作好事、而作坏事的干部，是不值得被人重视的，党对这种干部必须严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因此，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坚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我们的干部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大别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工农出身的，另一部分是从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然而他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而工作。在两部分干部中，以前一部分占多数。而在前一部分中，又以农民出身的干部占多数。我们干部的这种情况，证明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我们的党才能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中教育与培养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干部，他们也只有在我们党的教育与培养之下，才能得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为民族事业中的英雄人物。这是党的功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我们党的这两部分干部，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应各自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工农干部应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知识分子干部，则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部分干部，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没有工农干部固然不成，没有知识分子干部也一定不成。因此，不重视工农干部、轻视工农干部的观点，是不对的。不重视知识分子干部、轻视与排斥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不对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两部分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前进与胜利。
在上述两部分干部中，又各有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区别，其中又以新干部占大多数。从抗战以来加入党的干部，绝大部分都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受过了很好的锻炼，是已经有了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党是不断有大批新干部增加上来的，也必须有大批新干部不断增加上来，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与发展。因此，新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即老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新干部、新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乃是我们党内一个经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屡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我们“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但有许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极重要的指示，是重视不够的。新干部看不起老干部，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不欢迎、不关心新干部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今后必须各自进行反省，彻底纠正。只有新老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又因为在革命过程中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例如：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一部分军队的干部，这一地方的干部与那一地方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等。所有这些干部对于各项革命工作，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磨擦。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曾经强调地说到了这些干部的相互关系，一切干部和党员必须遵照执行。只有这些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首先就是团结干部的政策，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团结新老干部的政策，团结各种工作干部和各种地区干部的政策，团结全党干部的政策。所以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都是应该克服的。
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呢？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干部的相互团结呢？
我们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在共同思想与共同政治纲领上团结起来的革命的政党。因此，我们干部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来作团结基础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一致，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的。因此，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我们服务于人民的信念与纲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拥护与执行中央路线的，我们都是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的，那末，我们不论是那一种干部，那一种工作、那一个地区的干部，都应该团结起来，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能再以生活上、感情上的小问题来引起我们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就是我们全党团结一致以及各种干部团结一致的坚固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所以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是妨害我们团结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严格的批判。虽然教条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我们还要注意克服这种残余，但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市场已经缩小，同志们对它的嗅觉，已经提高，它今后再要在党内发展，已有了很大的困难。党内的经验主义，在整风和党史学习中，也已受到了相当的批判，它在党内的市场也已缩小，但是，应该说，这种批判还是不够的，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嗅觉，还不甚高，党内还有它的市场。这种情形，就使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党内的团结，还受到某些阻碍。因此，我们还应继续以整风的精神，来彻底克服经验主义的偏向，以便更进一步的团结我们全党。
同样，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但妨害党内团结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还在党的某些部分中存在着。党内这种盲目山头主义倾向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是由于：（一）党内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多；（二）党的各个部分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形成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三）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够。因此，在党的各个部分具有山头主义情绪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觉的表现这样一些典型的不良现象：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只了解自己部分的成绩，而不了解自己的缺点，因此，其他部分的人只能赞扬他们的成绩，不能批评他们的缺点，即使这种缺点是真实而明显存在的。但是相反，他们对党的其他部分，就只看见人家的缺点，看不见人家的成绩，因而只批评人家的缺点，不赞扬人家的成绩，也不估计与原谅人家的困难。他们在自己内部，相互之间，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表示生疏、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他们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压抑其他部分的人。某些人们，常是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某些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这种典型的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于党的某些部分之间的，比如，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这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部分军队的干部之间，这一个地区的干部与那一个地区的干部之间，就不时发生一些这样的不良现象；因而就使党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发生不应有的纠纷与磨擦。然而，这种山头主义倾向，就其极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在未经恰当地指明与说服之前，他们总是不承认自己是有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盲目性，如果一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它严重的脱离群众，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妨害全党团结与统一的，它是一种小团体倾向。因此，必须反对与消灭山头主义倾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
当着我们在党内提出有山头主义倾向存在，并说明这种倾向产生的客观原因时，有人似乎就觉得党内的山头团结有存在之必要，以有山头团结为荣，以没有山头团结为恨，从而就想团结山头，建立山头，加强山头主义，争取山头主义在党内的合法地位，使盲目的山头主义变为自觉的山头主义，很明白，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
党内的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山头界线也必须消灭，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也和反对其他的错误同样，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照顾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使他们逐渐进行反省，特别是那些占优势的站在领导地位的同志要首先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逐渐去掉盲目性，才能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这种倾向。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
还有一种妨害我们干部团结的东西，就是有些人自己背上的包袱。我们的各种干部，差不多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有不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优点片面地夸大起来，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因而就容易骄傲，看不起人，受不起人家的批评，听不得人家的“闲话”，这样就使各人的优点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变成了自己往前进步的障碍，也变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因而各人的优点也就常常变为各人的缺点。例如：工农干部常以自己的光荣出身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知识而看不起工农干部；老干部常以自己的资格老，斗争历史长，而看不起新干部，新干部又常以自己的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干部；军队干部常以自己会打仗而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经验多而看不起军队干部；这一军队的干部常以自己的胜仗打得多，斗争历史光荣，而看不起别一军队的干部，别一军队的干部又常以同样的原因而看不起这一军队的干部；此外，这一地区的干部与那一地区的干部，这一部门的干部与那一部门的干部，也常各自以其成绩、以其知识而互相看不起别人。由于这种情形，由于自己的包袱，看不起别人，就一定引起别人不满，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干部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以便联系群众，少犯错误，团结全党。然而，许多同志对于自己背上的包袱，还是盲目的，我们的干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背上有甚至很重的包袱，因而他们不肯放下来，所以必须提高干部的自觉性，谨防自己的骄傲，不要使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绩，不但不能使其继续发展、增长，反而变为自己的缺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善于开动脑筋这个机器，善用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这样，我们干部的优点就可发扬，缺点就可克服，并且会日新月异地进步起来。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我们干部之间的互相团结，也会大大加强起来。
我们的干部必须去掉自己背上的包袱，去掉山头主义，去掉主观主义，必须自己动用脑筋，对于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分析，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去掉盲目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和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去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这就是全党干部当前的任务。
我们干部的团结与干部的进步，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没有觉悟程度的提高，自己背上的包袱是放不下来的，盲目山头主义是去掉不了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的，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是看不到的，自骄自满的脾气，是改不掉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继续以整风精神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这是我们党和我们干部进步的原动力——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提高我们的觉悟。所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就是提高干部的政策，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干部缺点、提高干部觉悟的政策。
我们的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有不断的牺牲和损失，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不断须要增加大批干部，在人民群众伟大斗争的潮流中，也不断地涌出大批有能力的新干部，这种情形，就给了我们选拔干部的经常的严重任务。
怎样选拔干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的理智。
我们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识别方向，并不怕负责地决定问题；应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
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干部政策指示我们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
总之一句，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
所有上述这些标准，是正确的，我们同志都是知道的。然而，也还有同志提出了其他的标准，如要求我们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计他的党龄的长短与资格的高低；另有人在选拔干部时仅以能说会写为标准，而不问其切实与否；或者以能否盲目服从自己为标准，或者以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很明显，用这些标准来选拔干部，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怎么认识干部呢？
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干部：第一，在领导方面，对于每一个干部的长、短、优、劣及其全历史、全工作，作仔细的本质考察；第二，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必须使这两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干部有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免去许多偏向。
有些同志认为：对于干部的考察，只可以从上而下来实行，就是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来考察被领导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上而下地来考察干部，当然是需要的，并是有效办法之一。但仅是从上而下的考察，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下而上地来考察我们的干部。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领导者。这种考察，乃是最有效的办法。
党章规定了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与选拔干部的办法。这就是由党员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听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他们的缺点，选举或不选举这个或那个同志到领导机关去负责。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党内确切执行，党的机关由选举产生，提出候选人及取消候选人资格之权利，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自由，都必须确切执行。
应该使由上而下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和由下而上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联接起来。我们相信这将会正确地识别我们的干部与选拔我们的干部的。这就是党章所规定的一切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并须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原故。
选拔与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许多地区党的组织还是注意得不够的，特别是培养本地军事干部，更注意得不够。比如：在一九四三年的材料中，太北区八个地委三十七个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九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四，外地干部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太岳四个地委的三十七个县委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六人，占百分之十六，外县干部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四。太行第六地委五个县十八个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外县干部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就是县委、地委这样的干部，都很少选拔本地干部，更高级的干部，就更难说了。最近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现有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五千人中，本区干部占百分之八十，外区干部仅占百分之二十，本地干部的情形比一九四三年应该有所改变。但许多领导机关中的负责干部，仍是外区干部占多数，而且在干部配备上，常是不把本县、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县、本地方工作，特别是负责工作，而配上外县、外地干部去负责，因此外来干部仍占负责位置的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形，必须有切实的转变。
其他许多根据地本地干部的情况，也大概与上述情形相同。
向下级党委随便委派负责人和轻易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以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党的组织中仍然存在。比如，据冀南同志说：地委书记在七年中被调动最少者五次，一般都在六次以上。县委书记调动少者五次，多者十三次。第四地委刘洪范同志，在六年间曾任县委书记八次。这种随便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必须停止。
在革命新发展地区，一般是不能不从外面派干部去工作的，但须注意派本地人回去工作，如派外地人去工作，则须谆谆告诫他们，只能当作本地干部的引导者，要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并须准备本地干部来代替自己的工作，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人参与工作。在已有本地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地区，就不要派人去，如必要派人去，则应谆谆告诫派去的人，在原来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领导之下，调查研究，老实工作，帮助原来干部，而不可在那里盛气凌人，称王称霸。上级党委向下级派遣巡视员，也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力戒“钦差大臣”的派头。总之，过去错误的党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全党同志都应该了解，党之所以这样注意培养与选拔本地干部，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干部问题，而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自然，外来干部也要联系人民群众，也要在群众中生根，但是外来干部必须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必须从本地人民中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干部，才能生根。脱离本地干部，即是要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即是不尊重和糟蹋党并他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经验告诉我们：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好，取得多数本地干部的真心拥护，是与本地人民群众建立亲密联系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在某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已经作好，就看是否已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培养出足够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领袖为主要标志。党是重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所以重视本地干部，而不是为重视本地干部而重视本地干部，也并不因为重视了本地干部，党就不重视或轻视外来干部。我们党有一大批带全国性的、能够到一切地区去工作的干部，他们经过了更多的锻炼，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是我们党最珍贵的财产。然而，我们如果仅有这样一批干部，而没有各处的大批的地方干部来配合，或者他们不能到处培养与选拔大批地方干部，不能到处与多数地方干部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决定地不能发展，不能胜利。相反，如果我们的外来干部能到处与本地干部、本地人民群众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就一定发展，一定胜利。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性质。当然，本地干部一定要联系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不正派的本地干部，是不应该选拔的。本地干部应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该排挤外来干部，但首先地与主要地是要外来干部尊重、培养与帮助本地干部。
应该了解，党在某种时期特别提出重视与培养某一种或某几种干部，是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别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种或几种干部有甚么特别可爱或高人一等。应该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而不仅仅从组织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更不要仅仅从干部问题上来理解干部问题。
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经常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都要注意在工作中、斗争中组织各个地方的和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领导核心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性急，而必须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斗争中形成起来，有时还必须经过失败与成功、正确与犯错误和错误的改正等曲折的过程，才能形成。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必须善于组织自己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把优秀的干部选拔到领导核心中去，代替那些没有能力来领导的干部和作风不正派的干部。但是，调换负责干部，改组或改造党的任何领导机关，是要对党对人民负严格的责任的。既不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不可采取轻率的态度。党的上级机关不可随便调动下级的负责干部，就是在党章规定的选举中也不要轻率地调换干部。对于党的任何领导机关的改组或改造，必须是确有可能改造得更好、更强、更对人民有利，才去改造它。如果不是确有这种可能，或者相反，可能改造得更坏、更弱、更对人民不利，那就不应改造，而应耐心地帮助它，教育它，让它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中去锻炼与学习。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些是须要调换的，但不是一切犯了错误的干部都一律要调换，在许多情形下，犯过错误的干部并不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坏，只要他真正了解错误，改正错误，他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好，更能为人民服务。党章已经规定，区委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每两年改选一次，没有十分必要，就不要有更多的改选。改选时，干部亦得连选连任，没有必要，没有更强更好的干部来代替，改选时亦不要随便调换干部（自然可以增加新的成份）。这不论是上级领导机关或党员群众都必须注意，都要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对人民的事业有利。
党内的干部教育，近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仍须经常重视。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检查工作中，在党校及党的各种训练班中，在整风运动中，均必须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应特别重视对区、乡、村级干部的教育。因为他们是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是党的一切政策与一切决定的最后的执行者。过去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区、乡、村干部的教育，一般又是忽视的，因此，各地必须普遍地有计划地训练区、乡、村的干部。如果区、乡、村的干部，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正确的工作作风及对于党的政策的正确了解，那末，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不能很好地在乡村人民群众中实现的。
在人民的各种事业中，吸收和提拔非党干部，以及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近年来已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党的干部还存在着缺点：不严重注意吸收党外各种有用的人材来为人民服务，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共事，不善于帮助非党干部进行各种工作，在某些同志中，宗派主义的作风，包办垄断的作风，是仍旧存在的。因此，在某些地方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仍旧存在。在这里，一切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检查自己，去掉自己的一切缺点，以便在吸收与团结党外干部的工作中做出最大的成绩。必须善于发扬党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做成功许多事业，在人民事业中建立功绩，建立威信，并从而吸引人民中广大的优秀分子来为人民服务。至于党外干部原则上的错误，及其和我们的政治上的分歧，则应进行很好的耐心的说服。只有如此，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胜利，也才能表示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当着共产党员干部是在党外干部领导之下工作时，必须是服从领导、执行任务的模范。为了纠正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缺点，首先党员干部自己召开一些检讨会，然后，在非党干部中进行自我批评，发动非党干部对于我们党员干部的批评，做到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除误会，纠正缺点，达到进一步的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这种方法，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效果是很好的，各地应该普遍的经常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曾在党内党外检讨了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发动了党内党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果使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这种方法，在很好准备与领导之下，应该普遍地实行于一切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以便能够到处改善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及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
必须使全党明白，在政权机关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经济组织中，国民教育机关中，城市及乡村中，都是我党与党外群众联盟的，我党通常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党外（包括和我党合作的民主党派）通常总是占多数或绝大多数。不要把这些机关、团体和组织看作只是共产党一党的，党外群众是无份的，这样看，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党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党外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共同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必须使这种联盟的观念深入于同志的心中，才能很好地建立党与党外的关系。而党的干部与党外人民的干部、领袖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环节。
七 关于党的基础组织
党章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
党章规定：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地集中地去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比如，一个工厂、机关或学校中的支部，有党员三四十人，是十分集中的，开会、讨论、解决问题和学习等，主要应由支委召开支部大会来进行，而不必在支部大会之后，再去重复地开许多小组会。有了定期的支部大会，就不必再有定期的小组会，只在必要时才去开小组会。不可把党的小组事实上当成党的基础组织，而使党的支部反而不起多大的作用，使支部委员会成为“上级”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员的直接领导机关，使支委与党员之间隔着一层小组的组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人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把许多工作推到小组去进行，支委反而不做工作。这种现象，应该纠正。
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在总支下的分支部，或在委员会下的支部，是有大的作用的，许多工作，应由分支部或支部去做，因为集中在委员会或总支来做，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决定新党员入党，由分支大会决定即可，不必再开总支大会（但仍须经过总支委同意并报告区委批准）。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
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和乡镇委员会，应有批准新党员入党之权。它的权利，应相当于党的区委。
党在乡村中的支部，党章规定，一般按照行政村或行政乡为单位来建立。但乡村中群众的集合点，则是自然村，因此，自然村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重视自然村，党的基础组织，主要的应放在自然村。但自然村大小悬殊，大者有数千数万人口，小者只有数十人口，因此，在以行政乡或村为单位的党的支部之下按自然村来划分党的小组，即使在一个自然村只有党员三、五人或七、八人，那末，这种小组的作用就很大，它起着党的基础组织的作用，就应该强调小组作用，许多工作——如开会、解决问题和学习等，应该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而不必一切都以支部为单位来进行。党章规定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即得成立（但不一定要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农庄、居住来成立分支部，就是顾到乡村中分散的村庄情况而规定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自然村，那末，一个大自然村可以成立一个支部，或一个总支部，以至一个乡镇委员会。在这种大自然村的党的小组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因此，也不要过分强调由小组进行许多工作，而应强调支部工作。
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但在一个生产单位和群众集合点中，党的支部与小组，或党的总支部、党的工厂委员会、乡镇委员会等，应该着重那一个环节，才对于工作便利和有效，须按情况来决定。
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种机关支部，不应该代替党组的工作。党章规定这种机关中的党组，由在该机关中负责的党员来组织，有其特殊的为党的机关支部所不能代替的任务。党组在实现自己的任务有必要时，并得指导该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动员该机关中一切党员来协助自己的工作。
党的支部，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单位，是党的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支部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口号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必须经常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支部必须经常在人民群众中实现这些任务，并为实现这些任务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人民群众与党及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区，党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支部，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协助与保证该工厂、机关、学校的计划之实施，并与阻碍这些计划实施的现象进行斗争。
支部对自己每一个党员的历史、政治面貌、觉悟程度以及优点与缺点，应该审查清楚，并作出适当的鉴定。应该关心自己每一个党员的政治情绪与政治趋向，吸引他们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与国内的革命运动。对于暗藏在群众中的和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与奸细，支部必须负责调查研究并协同群众清查出来。
党章规定：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是支部的责任。
党章规定：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是支部的经常任务。
支部在党的上级组织指导之下，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并获得上级组织的批准。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关。在委员会中，应按情况包括掌管各方面工作的党员在内，比如在乡村中，应包括在乡政权、乡自卫军及乡的经济、文化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在内，只有在支委中包括了各方面的负责党员在内，它才能很好领导该单位的各种工作，成为领导核心。
党章规定：支部书记照顾全般工作，其他各委员的分工，不机械规定，可由各种支部委员会按实际情况去决定。管理党务工作的委员是需要的，如果支部中办了报纸，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与党内的教育工作，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也是需要的。其他可按情况来分工。
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与切合实际的分工，对于整个支部工作之有效进行，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八 关于奖励与处分
我们党早已是现在尤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因此，党内任何没有纪律的、不统一的或分裂的现象，都要极大地影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保障与加强全党的统一，并与一切反党、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进行斗争，与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是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的职责。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党内有何等的、暂时的原则分歧与政策上的分歧，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保障全党的统一，都不得有破坏全党统一的行为，不得有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都必须服从于全党统一的最高原则。凡有因为暂时原则分歧与政策分歧而违反党的纪律者，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都不得随声附和，都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但是恰当的斗争。 我们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在党内建立优良作风，确立模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党章规定：对于成绩优异的党员，给予奖励。凡是在工作中，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在党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是完全忠于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者，成为遵守党与革命政府纪律之模范者，在实现党的纲领和决议中富于创造性者，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者，不论是党员个人或党的组织，均给予奖励。奖励的方法，可以是当面的奖励，可以是当众的奖励，并传布其事迹与经验。也可以其他方法奖励。
凡不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党章规定给予处分。处分的方法，对于整个组织，就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这种处分，是在整个组织或该组织的整个领导机关违犯党的纪律或有其他特殊重大情节时采取的。
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一定时期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不只是规定有处分，而且规定有奖励，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特点之一。
党章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采用这种处分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不可以把党内的处分与党外的处分混淆起来。在党内对于党员的处分，只能以开除党籍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采用其他手段。除非是该党员犯了国家的法律，由政府机关依法处理外，在党内不能有涉及国家法律的行政上的处分。
党的组织在决定处分任何党员时，应尽可能使被处分者亲自到会，进行辩护。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在本人缺席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处分后，应将处分的理由正式通知被处分者。被处分者对处分不服时，可以要求复议，要求改变处分，党的组织应细心考虑被处分者的这种要求，加以复议。被处分者如要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的组织不得抑止，并须援助其上诉。
不执行决议，违犯党章、党纪的党员，应受处分。各级党的组织有完全的权力对这种党员给予处分。但各级党的组织在给予这种党员以处分时，应分别各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而不可以平均处分。比如，有些人是因不明党章、党纪，不了解党的政策与决议而犯错误者，另外有些人则明知故犯；有些人所犯错误，仅属私人生活性质，并不直接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政策与决议，而另外有些人则是直接违犯党章、党纪与党的政策和决议；有些人在犯了错误之后，经过批评指出，即诚心改正，而另外有些人则在批评指出后，仍不改悔。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应分别这些情况，给以不同的结论。对于前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宽大，而对后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严格。
对于党员的处分，在该党员从事实上改正错误之后，即可取消。或者处分错误，处分与事实不符，经证明后，即应取消。
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在中央认为必要与可能时，即行组织之。监委的组织细则与工作细则，以及各级党的组织对党员给予处分的手续等，由中央制订颁布之。
党章规定：党奖励党员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者本人，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而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过去因为革命竞赛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引起党员中某些锦标主义、风头主义的情绪，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错误的。今后必须防止之。
党章指出：党处分党员的积极目的，也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这种指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某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仅仅简单地着重组织上的处分，而忽视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忽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因而妨碍党员在被处分以后，彻底明了自己错误与改正错误。这在今后必须注意改正。
九 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这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要领导一个十分严重的、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的大革命到胜利，没有一个在原则上十分严肃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不能设想的。中国人民现在正处在接近于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立新中国的前夜。一方面，我们党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阶级和一切民主党派去争取胜利；另一方面，我们党必须严整自己的队伍，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高自己的严肃性，与其他一切政党分清界限，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不与其他政党混淆，才能提高别人，领导群众。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一切其他阶级的。它在中国目前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它不只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也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相区别。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和革命的最终目的，都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本相区别。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武器，他们常常不容易认清敌人、认清朋友，不能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队伍和正确指导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就是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中，在政治上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所在。在组织上，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和正确的群众路线与自我批评，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地去联合别人，又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地求同。不立异而去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
我们的这种立异，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清界限，以便强有力地去团结一切民主阶级与民主党派。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独与其他一切阶级应该分清界限，就是与本阶级的群众也必须分清界限。就是说，我们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与普通的罢工工人有所区别，与普通的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有所区别。我们的党，必须与职工会有所区别。即使在党内，也是一样。如果党内发生了机会主义，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党员也必须与这些东西分清是非，分清界限。我们的党员，只有当他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分子、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才能去改造别人，提高别人。
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党，所以它能实现自己在中国人民革命中的任务。而在目前时期的目前任务之下，我们党更加需要提高自己的严肃性，才能实现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中今后更加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就特别表现为一个高度严肃的党章。这是我们党的目前任务和环境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时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与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极密切的联系，必须与所有各革命阶级及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必须在革命行动中同广大群众和必要的同盟者一道前进，因此，它必须有灵活性。为了前进，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它必须善于向自己的同盟者和群众作具体的有益的让步、妥协和等待。它必须绕过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一切暗礁，必须善于配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部分利益，配合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就是说，它决不应该使自己的原则上的严肃性与宗派主义、孤傲态度相混淆。然后，它才能去领导别人，提高别人，实现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必须求同，立异而不求同，就必然变成宗派主义。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和别人求同，不是放弃原则去求同，不是从原则上降低自己去求同，而是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去求同，而是以逐步地提高别人到自己的原则高度为目的去求同，而是从群众和同盟者现有的经验和水准出发，逐步地去提高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到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定纲领的水平去求同。换句话说，是以提高别人为目的的求同，而不是以降低自己为目的的求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灵活性，必须密切结合于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现在正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建国大胜利的前夜。所有党员，除开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去争取胜利之外，还必须有最高的理智与最冷静的思考去准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与转变，要使这种进步与转变是主动的、自觉的，而不是被逼的、不自觉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也是估计到了这种情况的。在党章上强调了原则上的严肃性，同时又照顾了行动上和工作中的灵活性，就是不只估计了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同时又估计了将来的情况而决定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不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应该而且能够实行，就是在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倒、中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也是能够实行的。
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伟大的光明的前途，是新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全党应该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方针与组织方针之下，根据本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迅速地、严格地整编自己的队伍，磨炼自己的组织上的武器，以便全党都能毫无遗憾地去率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我们大会通过的党章，将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与解放的党章。
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根据刘少奇：《论党》排印。此报告一九五〇年一月经作者校阅，改名为《论党》）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21/ARTI1348215626066289.shtml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并由于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国内外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对内，组织与团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为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
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并且还不统一的国家，一方面，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有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革命道路上的阻力特别强大，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在极长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胜利以前强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重要性，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十分勇敢，十分有经验，十分机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阻难，绕过一切暗礁，以奔赴自己的目标，并不断锻炼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中国共产党对于从内部或外部来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破坏各革命阶级联盟、以及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一切活动，必须进行严正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队伍内部，不能容许右的及“左”的机会主义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以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一切决议，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 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第三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第四条 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
（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央、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边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办理之。
（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丁）凡脱离其他政党加入本党者，如系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五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重要负责人员，则须经中央批准）。以上均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第五条 在特殊情形下，县委以上之党委及相当于县委之党委，有权直接决定个别地接收新党员。
第六条 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经历，须真实地向党作负责的介绍，并须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党章及党的纲领与政策。
党委在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前，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
第七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
候补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除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表决权外，与正式党员同。
第八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时，须经支部大会的决定，及原批准入党之上级党委或相当的上级党委的批准。
候补党员的候补期限，所属党委得决定延长或缩短之。
候补党员经过候补期间考察后，被认为不能入党者，得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
第九条 党员的党龄，由候补党员决定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十条 党员及候补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工作地区时，即作为后一个组织的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十一条 党员及候补党员请求脱党者，须向党的支部正式申请，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
第十二条 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三条 开除党员或候补党员的党籍，须经该党员或候补党员所属之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并须经上级党委的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支部以上之各级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均得决定开除党员及候补党员的党籍，但均须经上级党委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第二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
（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
（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第十五条 党的组织，是按照地区或按照生产部门为标准建设起来的。
在某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内，管理全部门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部门的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第十六条 党的组织系统如下：
（一）在全中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
（二）在省、边区、地方，是党的省代表大会，边区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省代表会议，边区代表会议，地方代表会议。
（三）在县，是党的县代表大会，县委员会，县代表会议。
（四）在城市，是党的市代表大会，市委员会，市代表会议。
（五）在城市中或乡村中的区，是党的区代表大会（或区全体党员大会），区委员会，区代表会议。
（六）在每一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和学校，是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第十七条 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之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
第十八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之，或由上级组织指定之。
第十九条 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并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第二十条 各级党的组织，为了传达与讨论上级组织的重要决定及为了检查工作与布置工作，得召集各种干部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
第二十一条 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
第二十二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第二十三条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进行，而不致在紧急情况下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被可能的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及企图进行小组织活动的人们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损害党、分裂党的活动，以及不致被极少数人利用党内极大多数人思想上一时没有准备的状态来达到自己的企图起见，凡关于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内的党的政策问题之全般的广泛的检讨与辩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时间上允许，即在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二）有党中央或党的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或（三）有过半数之下级组织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
第二十五条 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表意见和决定以前，各部分和各地方党的组织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凡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但不得和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 凡新成立之党的组织，须经所属之上级机关批准。
第二十七条 为便于指导各地方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按情况之需要，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并对中央负责。此种中央代表机关，在情况不需要时，得撤销或合并之。
第二十八条 为分别进行各项实际工作，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按照工作需要，得设立管理党务的、宣传教育的、军事的、经济的、民众运动的各种部门或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各项工作。
为进行某项临时的、特殊的工作，各级党委得设立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或部门。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二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如有代表半数党员以上之党的地方组织要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代表过半数的党员之代表出席时，方能认为有效。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中央决定之。
第三十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决定和修改党的纲领与党章。
（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员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并选举之。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之。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代表本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活动，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
第三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每半年召集一次，但中央政治局得按情况延期或提前召集之。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全会，有发言权。
第三十四条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
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
第三十五条 在前后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得召集各地方党委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党的政策问题。
第三十六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省委、边区党委及中央直属之其他各党委的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之。代表数额，由中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须有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委及边区党委的代表出席。
第三十七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有权撤换个别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并有权补选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但每次撤换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或补选之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均不得超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三十八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执行。
第四章 党的省及边区之组织
第三十九条 党的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省委或边区党委，均受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之领导。
第四十条 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由省委或边区党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延期或提前召集。如有该省或该边区半数以上的下级组织之要求，或有中央、中央代表机关的提议，省委或边区党委必须召集之。
出席省或边区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省委或边区党委决定，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批准。
第四十一条 省或边区代表大会，听取、讨论和批准省委或边区党委的报告及省或边区其他机关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省或本边区的各种问题与各种工作，选举党的省委员会或边区委员会以及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四十二条 由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选举省委或边区党委的常务委员会及正副书记，进行经常工作。省委或边区党委的书记和常委，须经中央批准。书记须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充任。
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二次。
第四十三条 省委或边区党委，在本省或边区范围内，执行代表大会及中央机关的决议，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指导党外各种非党组织中党组的工作。
第四十四条 在前后两届省或边区代表大会期间，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召集各地委、县委及其他直属党委的代表，举行省或边区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该省或该边区范围内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有撤换与补选部分省委或边区党委委员之权；但其数额均不得超过该委员会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四十五条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委员，须经省或边区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第五章 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之组织
第四十六条 党之在一个地方、一个县、一个城市、一个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相同与前章党之在一个省或一个边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各属于各该上级组织之领导。
第四十七条 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均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
第四十八条 地委、县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年召开四次。市委、区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召开一次。
地委、县委、市委、区委之委员及正副书记，均须经各该上级组织之批准。地委、县委、市委书记，须有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区委书记，须有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此项党龄规定得变通办理，但须得到省委或边区党委之批准。
第六章 党的基础组织
第四十九条 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
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之内，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凡有党员不到三人者，则加入邻近之党的支部组织。
党的支部组织，须经县委或市委之批准。
第五十条 凡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得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再选举副组长一人。
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或超过一百人之工厂、机关和学校，得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部的权利。
第五十一条 凡有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之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 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支部的任务是：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
（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
（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
（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第五十三条 由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会，以进行经常工作。任期半年至一年。支部委员会人数之多少，由支部之大小来决定，最少者三人，最多者十一人。由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必要时得再选举副书记一人。其他委员的分工，由委员会按照实际需要决定之。
在七个党员以下的支部，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正副书记各一人，不设支委。
第七章 党的地下组织
第五十四条 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
第五十五条 党的地下组织，在接收党员时，须经更慎重的考察。新党员入党时，只履行在秘密环境下所能允许的手续。
第八章 党的监察机关
第五十六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
第五十八条 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
第五十九条 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九章 党外组织中的党组
第六十条 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
第六十一条 党组设书记一人，党员人数超过十人之党组，设党组干事会，担负经常工作。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
第六十二条 各级非党组织中之党组，服从各该级党的委员会之领导，并执行其决议。各级党委的会议，得吸收重要党组的负责人参加。
第十章 奖励与处分
第六十三条 凡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是完全忠于党与人民的事业，是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纪律的模范，在实现党的纲领、党的政策和中央及上级组织的决议中富于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真诚拥护的党员与党的组织，得给予奖励。
第六十四条 凡不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及违反党章、党纪者，各级党的组织，按照具体情况，得以下列方法给予处分：
（一）对于整个组织的处分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的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
（二）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第六十五条 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如有严重地破坏党纪的行为，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至开除其党籍，但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的赞成，方能认为有效。
第六十六条 对党的组织及党员个人给予处分，须将处分的理由通知被处分者。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委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第六十七条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决定和批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和分析其犯错误时的情况。
第六十八条 党对党员一切奖励与处分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励者与受处分者本人；既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也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党对成绩优异的同志给予奖励，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党对犯错误同志给予批评或处分，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一章 经费
第六十九条 党的经费，由党员缴纳的党费、党所经营的各种生产和企业的收入与党外捐助等方法筹集之。
第七十条 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数额，由各省委、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
朱德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原文链接：https://news.12371.cn/2017/09/21/ARTI1505980893156756.shtml
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出：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所以，他们在军队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动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是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团结本军和友军；团结军队与人民；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朱德认为：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通过）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21/ARTI1348215842689392.shtml
一、由大会主席团提出本届应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于大会请求同意。倘人会中对此名额有不同意见，须先讨论此不同意见，然后以讨论中的提议及主席团的原提议依次付表决，得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通过。倘大会中无不同意见，即以主席团原提议付表决。
二、大会通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后，主席团应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其人数超过原定名额三分之一，不分正式候补，交各代表团会议讨论，并逐名介绍，进行预选。如各代表团会议对候选名单的任何人有不同意见，得提出新的候选人付讨论，如得该代表团多数同意，即应改变之。预选时，应行无记名投票，由各正式代表在此初步候选名单中，依照大会原定名额，分别正式候补，预选出自己愿意选举之人，亦可改写在此初步候选名单以外的自己所愿选举之人的姓名，但其总数只能少于不能超对原定正式与候补名额。预选毕，各代表团应记其票数，汇交主席团（候补代表无选举权）。
三、主席团于收集各代表团所提意见后，即应根据各代表团预选票数和党内情况，依照大会原定名额，分别正式候补，制定提交大会的任选名单，然后提交大会。
四、主席团提出候选名单于大会后，大会须即进行讨论并加介绍。大会代表有权对整个候选名单或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人提出异议，并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名单或变更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中任何人选。倘大会中有此提议，大会即须进行两项表决：第一项，以整个候选名单为基础提付表决；第二项，为对侯选名单中有异议的个别人选的表决。在表决时，均须将大会中的提议先付表决。倘大会中无任何异议，即以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付予表决。得大会出席正式代表之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正式候选名单的通过。
五、大会通过正式候选名单后，应即依照正式与候补两项，分开先后，进行无记名的投票选举。票选方法，应由主席团先将大会通过的候选名单（正式或候补）印发给大会出席正式代表每人一份，由各人在候选名单上圈出自己愿意选举之人的姓名，划掉自己不愿选举之人的姓名，填写在正式候选名单以外的自己所愿选举之人的姓名，但其总数均不得超过原定正式或候补名额，如有超过，则全票作废票论；如不足原定名额，则仍认为有效。在选举前，主席团应在大会正式代表中，提出九人并以其中一人为主任，经大会通过后，负检查票选结果的责任。
六、大会票选结果经检查和计算后，即应依照大会通过的名额和大会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票选最多数，依次向大会宣布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当选，选举即告完成。 毛泽东致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s://news.12371.cn/2017/09/22/ARTI1506040499406905.shtml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2〕。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释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日：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日：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日：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日：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赫尔利，美国共和党的反动政客之一。他在一九四四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赫尔利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是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详见本书《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
〔4〕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9-1052页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