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http://file.tax100.com/o/202308/18/908_1692342339364.jpg?width=960&size=23068http://file.tax100.com/o/202308/18/942_1692342339482.jpg?width=437&size=20108
薛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规定：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增强做好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从“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到“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传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明国情、谋战略、解难题、谱新篇，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之上升为“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制定政策的基础、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产生理论的来源。”广大党员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走进群众调查研究，改造了思想、锤炼了党性、整顿了三风、深化了鱼水情。正如一位老延安所回忆的，“延安农村调查给我的教益远非背诵几句马列主义辞句所能及的啊！……它是促使我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的催化剂，是养育我成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永远站在党和人民群众利益一边的政治立场的基石。”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用大量时间深入一线，以“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拜群众为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等经典篇章，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著名论断，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
1941年3月，延安整风前夕，为彻底清算对中国革命危害极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十一篇调查报告收集整理为《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并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当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他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同年10月30日的西北局高干会上，他更是告诫大家，“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开篇，毛泽东高度警醒地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他针对我们党当时的现状——“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和艰巨的革命任务——“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号召全党“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明确其组成机构有“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性质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和任务是“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中央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亲自兼任主任。转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正是经过毛泽东的大力推动和亲自示范，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下来，并在全党贯彻执行。在整风精神的洗礼下，全党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正确认识。比如，一位党员曾这样写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里的‘调查’并不单指狭义的调查工作而是要更广泛些。它除了调查工作本身之外，而且还包含了‘认识’‘了解’和‘研究’等等意义。‘发言权’也不单指‘说话权’，它还包含了‘发表意见’，‘下判断’，‘做结论’，‘出主张’，‘订计划’，‘发命令发指示’等等之权。”正是有了思想上的飞跃和认识上的统一，一场全党范围的、深入实际的、走进群众的调查研究在陕甘宁边区的黄土地上开始了。
“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
在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一号召得到热烈响应，全党同志拿起调查研究这个“宝贵的锁钥”、沿着这条“捷径”，奋力追求“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调研的成果非常丰硕，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强敌、克服困难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当年领导绥德郝家桥农村调研的习仲勋同志后来所回忆的，通过调研摸清了情况，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政策，“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教、卫生、交通、灾情、救济和移民等多方面，调查地域遍及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华中、淮北、太行、晋绥和山东等主要抗日根据地。代表性调研成果有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西北情况调查表》《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关于甘肃情况调查表》《西北农村保甲机构及党的支部工作问题》，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米脂县三乡减租调查》《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及林伯渠所写的《农村十日》、蒋南翔写的《陇东中学地干班调查》和柴树藩等整理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等。
这一时期调研，影响最大的是张闻天领导的晋陕调研。他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九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他们调研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部分县区，调查重点是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次调研使张闻天这位高级干部思想受到了深刻洗礼，使他决定努力“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返回延安后，他向中央提交了《出发归来记》。他不仅自我批评，“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更是充满着彻底涤清主观主义后的畅快与喜悦，“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他在结论中坦言自己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这次调研使他深感“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故而，他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历史的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延安时期全党调查研究的历史和成就，就是为了让新时代的我们更好地拿起、抓牢、用好调查研究这柄利器，不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断为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路、谋划新战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加强理论武装。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调查研究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真正能使调查研究发挥作用，才能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反之，失去了理论指导，我们的调研就成了“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就只是“蚂蚁的工作”，而不是有创造性的“蜜蜂的工作”。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掌握好、运用好真理的力量。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真心对待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查研究必须有满腔的热情，必须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放下架子、同群众做朋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多采取“四不两直”、蹲点调研等方式，直接听取基层群众意见，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断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习仲勋同志总结经验讲：到一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调查来调查去，材料一大堆，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我看这样的调查不必要，毫无价值。”回顾我们党百余年历史，问题导向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如何革命的问题到如何发展的问题，再到如何复兴的问题，正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我们党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积极应对各种风浪考验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巨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共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来源：《中国税务》2023年第8期
责任编辑：李婧
排版设计：王欣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