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浮桥上的厘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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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制度全面推行后，暴露出很多弊端。在仙女庙的老百姓看来，厘局的公差是世袭制，是肥差。他们手下有巡丁，执行稽查任务时，只要暗中得了好处，就会私自将船只放行，一些小船常常能趁乱溜过关口。仙女庙如此，其他地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人感叹说：“既出米，复出钱，而又计其家资多寡，按日捐输，闾闾骨髓，曾有几何？至再至三，将何堪比……至百金之家，为田不过十亩耳。终岁勤动，收获无多，一家衣食出此，地丁出此，厘金出此，有何能按日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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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江北大营的统领富明阿在扬州里下河一带的南北粮台设立捐卡，大小有一百多处，有一处而设数卡者，有一卡而设数局者。这些卡见货即征，不问巨细，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
当时，朝廷没有统一的厘金征收税则，由各省自定税则，任意征收，导致课征苛重，课征也成为了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各省推行厘金制度后，开始截留税收，隐匿地方收入，致使朝廷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这种形势下，哪怕是政治清明的地方官员也会截留部分税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只列厘捐、盐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于厘金、杂捐的实收数量，各省隐匿虚报早已成为潜规则，都设有各种小金库。各地征得的厘金中，三分耗于隶仆，三分耗于官绅，其作四分除去正费、杂费外，上交朝廷的已经所剩无几。
同治三年七八月间，有臣工提出整顿厘金革除积弊的奏议，但一直裁而未果。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原本用于捐款助饷的厘金变成正式税收。此后，裁厘的呼声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厘金一直沿用下来。
同治八年（1869）英国人呤唎曾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委任，从万福闸河西到仙女庙来收购大米，“不到三十英里的途中，见到的厘卡竟然不下十五处之多”。光宣之际，全国局卡总数有两千二百多处，从扬州到淮安不过三百里路，中间设有八个厘卡，从苏州到昆山不过五十多里路，竟有四处厘卡。
厘金征收苛重，不仅增加了商人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严重摧残了刚刚有所发展的商品经济，沉重的厘捐，使得绍兴的蚕茧运不到上海，广西的米运不到广东，盐业、瓷器、糖业、茶业等传统经济日益衰落。此时的厘金，已经成为近代中国财税制度中的一个怪胎，与盐税和资本税一起，被世人称为三大恶税。
民国八年（1919年），仙女庙商会会长关立庭等人联络江苏省各县商会，邀请地方绅士及各业董事长数人，至省会镇江公署及江苏省议会呼吁，要求裁撤厘捐关卡，因为时局动荡，只撤销了二道桥的一处厘金分卡。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局相对稳定，关税和盐税的自主权也将收回，批评厘金的声音日益高亢，裁厘的时机已经成熟。民国十七年，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决定实行裁厘，征收统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成立统税署，后来改为税务署。至此，运行了八十年的厘金制度正式消亡。
摆脱了厘金钳制的仙女庙，经济得到了发展，20世纪50年代，成为江都县的城关镇。如今，撤市设区后的江都城区扩大了好几倍，江都镇也恢复了仙女镇之名，而浮桥与厘金，早已成为过往岁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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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利民，中国作协会员，曾挂职于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
来源：江都区局
编发：扬州市税务局税收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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