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http://file.tax100.com/o/202102/26/904_1614293411694.gif?width=1840&size=837263高玉强 周明珠 卢盛峰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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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截至2020年9月14日，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热点地区。对中国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千载难逢的对外投资机遇，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制度与征管体制差异较大，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较大挑战。对于税收稳定的国家，企业可以较为准确地预估合作项目在整个投资周期内的税收成本，降低投资预期风险，而不确定的税收因素将显著提高风险溢价水平和投资难度系数。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影响，对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及扩大市场规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的视角考察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两者关系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第二，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第三，考虑到现有税收竞争力研究中对发达国家研究较多，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可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学术界关于税收竞争力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方面。（1）税收竞争理论。税收竞争最早由Tiebout（1956）提出，是指地区间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以保留现有资源和吸引财源流入的行为。李涛 等（2011）发现，为了节约成本，资本通常会因追逐低税率而大量流入税收竞争激烈的地区。刘蓉 等（2017）认为税收种类和税率是衡量一国税收负担的两个关键要素，各国企业纳税所耗费的时间以及年纳税次数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该国的税收征管效率高低。（2）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张建红 等（2012）发现友好的双边外交活动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张元钊（2016）认为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黄河 等（2016）认为中国企业的资源型境外投资面临更高的政治风险。刘晓宁（2018）发现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劳动成本低、自然资源储备量大、税收负担低、资本市场大或文化相近、地理距离小的国家。（3）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张友棠 等（2018）发现税收负担竞争力和税收管理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增加作出了显著贡献。汤贡亮 等（2019）研究发现较低的东道国边际有效税率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投资的流入。邢天添 等（2017）指出，所得税激励等税收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增加。应涛 等（2020）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选择低税负国家。综上所述，增强税收竞争力对一国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既可降低人民生活成本，又可吸引更多外来流动资本。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上，影响因素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及资源等多方面。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
减税政策有利于降低宏观税负，增加生产要素供给，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四大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叶菁菁 等（2017）发现所得税减免有助于提高中国总体劳动供给。杜薇 等（2019）认为当两个区域的资本投入相似时，较低劳动力税会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优势。显而易见，税收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而余官胜 等（2015）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资源、技术水平等因素都将对中国OFDI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崔治文 等（2010）认为，提升流转税与所得税的份额有助于增加人均GDP。赵明亮（2017）认为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速对OFDI产生显著影响。周建 等（2010）发现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是制度环境质量影响中国OFDI流量的重要中介变量。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影响，通过增加劳动力就业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得以实现。
国际投资者可以便捷地通过信用评级衡量发达国家风险，但对于新兴市场需要更加精准地施策。对风险的预估水平将直接影响投资的难度，那么面对不同经济发达程度的国家，投资者可能存在不同偏好。冯体一（2015）发现央企对外投资更偏好于自然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投资产业分布则主要集中于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由此可见，资源丰富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除地理距离外，心理距离的影响不容忽视。Dunning（1981）提出除要素禀赋等区位优势之外，东道国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引起的心理距离同样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以及心理距离等，使税收竞争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
三、模型、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有效检验税收竞争力对OFDI的影响，我们将基准模型设定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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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FDIi,t、scorei,t分别表示第i国家第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税收竞争力得分，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δt分别代表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目前实证采用的指标有OFDI流量和OFDI存量两种，后者能更准确地研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
2.核心解释变量：纳税环境得分（score）。选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纳税环境得分刻画东道国税收竞争力。纳税指标具体包括总税收负担率、纳税所需时间、纳税数目与报税后指标（2017年以后加入）四个子指标。我们将这些指标按一定权重加总后得出该国纳税环境具体得分，得分范围为0～100分。
3.控制变量。东道国市场规模（gdp），采用东道国GDP衡量。中国市场规模（gdpch），母国自身也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中国GDP代表。两国间距离（dis），使用东道国与中国北京（或主要城市）的距离表示。经济自由度（freedom），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共同研究发布，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法治环境（law），选用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中的法治指标（rule of law）， 反映代理人对社会规则的信任程度和遵守程度，取值范围为﹣2.5～2.5分。社会稳定（stability）， 选用WGI中的社会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取值范围为﹣2.5～2.5分。
4.中介变量。就业率（employ），指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该指标统计15岁（含）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百分比）。人均GDP（gdpp），通常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以上GDP（单位：亿美元）与人均GDP（单位：万美元）均以2010年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上述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略）。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营商环境报告》《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世界银行、中国商务部、法国前瞻性研究及国际信息中心、WGI等。鉴于数据完整性和可得性，我们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为样本。为了消除异方差以及避免变量间的剧烈波动对计量结果的影响，我们对OFDI、税收竞争力、母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两国相距距离、经济自由度指数均取自然对数，这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四、实证检验（略）
五、机制解析及异质性探讨
（一）机制解析
我们分别以就业率和人均GDP作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分析。从表3（略）第（1）（2）列结果可以看出，税收竞争力对就业率的弹性系数、就业率对OFDI 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税收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就业率，继而显著增加中国OFDI。在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中，就业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介效应为0.034（0.034×0.993）， 中介效果部分显著，表明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可通过提升就业率实现。根据表3（略）第（3）（4）列结果，税收竞争力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和人均GDP对OFDI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税收竞争力通过推动人均GDP的增长继而促进中国OFDI的增加。加入中介变量后，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弹性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以人均GDP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部分显著，中介效应为0.182（0.308×0.590），占总效应的23.3%［0.182÷（0.182+0.599）×100%］， 在税收竞争力的影响作用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综上所述，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可通过促进就业率和人均GDP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中国OFDI的提升。
（二）异质性探讨
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有关发达经济体的分类标准，我们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以刻画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差异，构建虚拟变量develop；选用燃料出口和矿石金属出口占出口商品的比例反映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构建虚拟变量resource；以东道国与中国官方语言是否相同体现东道国与中国的心理距离，构建虚拟变量language。以上虚拟变量如果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我们分别将交互项developi×ln scorei,t、resourcei×lnscorei,t、languagei×ln scorei,t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由表4（略）第（1）列可知，新加入交互项和其余所有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于非发达国家，税收竞争力的弹性系数为0.756，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发达国家比非发达国家高0.176，说明发达国家的税收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市场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税收环境较好。由表4（略）第（2）列可以看出，资源匮乏国家的弹性系数为0.477，资源丰富国家的弹性系数比资源匮乏国家的弹性系数高0.166，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资源丰富国家。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多数政治风险较高，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渴求，扭曲了OFDI的政治风险分布，也因此法治环境与对外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表4（略）第（3）列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与中国官方语言相同的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偏好性。相同的语言环境给经济往来带来极大的便利，能够快速推进交流进程，促进双方合作。因此，中国企业的资金更愿意流向与中国官方语言相同的国家。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以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东道国纳税环境得分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了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对中国OFDI的具体影响。根据上述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东道国税收竞争力越强，对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的吸引力越大；东道国的总税收负担率越低、纳税所需时间越短，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越大。所以，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及纳税便利度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参考因素，此结论在不同指标的衡量下都具有稳健性。第二，机制分析发现，东道国税收竞争力可通过就业率及人均GDP产生正向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三，在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以及官方语言与中国相同的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中国企业表现出对市场规模、经济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渴求，同时也热衷于享受语言相通带来的交流合作的便利。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区域协调，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税收新体系。为更好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得去、留得下、回得来”，中国政府应强化双边、多边的国际税收合作，建立健全税收协商机制。要统筹规划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完善对外投资涉税法规，着力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有效降低涉外企业税务风险，切实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二，从宏观上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优质的跨境涉税服务和税务风险预警指引。一是由税务部门主导，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的国家（地区），从国别或行业层面，做好“一带一路”税收政策宣传、解读工作，搭建税企沟通平台，优化对“走出去”企业的涉税服务，更好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基于风险导向的对外投资国际税收征管机制。构建跨境纳税人涉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分国家、分地区风险预警机制，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税务风险预警指引，避免企业不必要的对外投资损失。
第三，完善国内税收政策体系，提升国际税收竞争力。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及税收环境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结构完善的税制、合理的税率、竞争力强的纳税环境可以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提升本国人民福利的同时为国际贸易往来及国内经济建设吸引大量的资金。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税收政策体系，降低税收负担，简化纳税流程，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税收竞争力，吸引外来资本为国内建设添砖加瓦。
第四，“走出去”企业应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正确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走出去”企业应全面掌握投资目的地的营商环境、税收政策、征管制度、对外投资税收风险提示等信息，以确保对外投资时作出合理判断。要通过多种渠道掌握东道国总税收负担、纳税流程便利性、税制稳定性以及税收征管效率等综合因素。与此同时，企业还应结合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自由度、语言环境、与中国相距地理距离及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宏观因素对投资区位进行综合考虑，不可因过度追求自然资源而完全忽视东道国法治状况，政治安全因素也应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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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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