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探索农村和谐发展的长久之策
《四川日报》2012年12月19日第7版（综改办协调办）
探索农村和谐发展的长久之策
——四川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十年实录（二）
蒙蒙细雨中，洪雅县财政局综改办主任吴光田一定要带我们去看一座桥。那当然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位于洪雅县将军乡境内伍村河上的魏河大桥，只有不到50米长，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小桥。但村民却一定要在前面加个大字，一则是因为它相对于之前的漫水桥确实很大了。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意义大。它连接起了将军乡新安村、清凉村和三宝镇联合村两镇三村，解决了周围1万多群众过河难的问题。
在吴光田的心目中，更大的意义在于：这座桥的建立，为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为农村的长治久安探出了一条新路。
从此岸到彼岸，从长期无解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困局到当下全新的面貌。有这座桥的，当然不只洪雅一地。
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全面实施为契机，以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正在形成
还是回到洪雅那座桥。
在此之前，将军乡和三宝镇之间的伍河村上只有一座漫水桥。每当山洪来临，两岸居民便无法过河。在这之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村民在这里被激荡的山洪卷走。长此以往，这座桥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一个痛。
修桥？没那么容易。要政府出钱，这里只是一条村道，政府顾不上，要村民自己出，意见又难以统一，有的人走得多，有的人走得少，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村干部更不敢硬来，就这样，一拖数十年。
转折发生在今年初。通过当地乡村干部的努力，魏河大桥项目被纳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范围。按照相关规定，财政给予奖补，而前提是当地村民必须自己筹资筹劳。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干，“想吃到桃子，必须跳一跳”。否则，就干不了。
正是在这种机制下，三个村的村民再次坐到了一起，没有了主事的“官”，一切只有靠大家商量，争吵不可避免，途中有人甚至多次拂袖而去，但是利益在那里，去了的又总会回来，就是在这样无数次的争吵过后，一个折中的方案终于出台。人均投资多少，投劳多少，工程谁来做，质量谁来监督，一应细节，都被一一克服。
今年3月30日，一阵震天的鞭炮声过后，工程终于开工了。工程进行过程中，村民自发组成的监督队几乎一刻不离地守在现场，哪里不对了，马上返工。一个水泥袋子没用干净，有人马上跑过去，重新用力抖几下。
7月29日，工程终于竣工验收，村民们举着锦旗要去感谢县长，县长不见：“哪用感谢我，要谢谢你们自己。”回头一想，这话也对，自始至终，县长影子都没见过呢。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时代变了。
桥修好了，一种无形的桥也在悄然形成。从那之后，村里有什么公益事业要办，都开始采用这种方式来搞，接下来，他们还将在当地建设一个池塘，当然了，还得用这种“一事一议”。
将军乡的故事可不是个案，洪雅县柳江镇杨村此前一直渴望将村里通向镇上的一条16公里多的道路建成水泥路，但一直苦于没有资金，一拖多年。
有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引导，群众的热情再次被点燃，经过多次协商，今年初，这条道路终于开工了。让村主任姜元兵没有想到的是，人均50元的集资款，不到一个星期就交完了。放在之前，两个月收齐就不错了。
41岁的村民王文富因为块头大，不怕得罪人，被选为质量监督小组成员。事实证明，他不辱使命，哪里有没做到位的，只要被他发现，立马整改，外地来的混凝土，一超过时间，立马要倒掉，重新来。
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带动下，村民民主意识被唤醒，新型农村治理机制悄然形成。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走得更远，2008年，当地建立了“村两委＋议事会”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随后，为更好实施村级财务监管，马岩村推出“五人监督章”民主理财模式，将财务章分成5瓣，交给了5名“海选”出来的村民议事会成员掌管，每人各持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才可以报销。“五瓣章”运行近两年来，启用20余次，涉及金额20余万元，节约开支数千元。
从那以后，马岩村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产业发展不断形成规模，村容村貌不断发生变化，民主氛围不断得到升华，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收入不断增加，昔日偏僻穷困的小山村正续写着一个个新农村建设的传奇。
将乡镇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与建立经费保障机制相结合，将确保基本财力保障能力与激发自身改革动力相结合，巩固农村综合改革成果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夹江县界牌镇镇长吴伟东说他现在只做三件事：服务，服务，还是服务。
放在之前，他要做的事情还多，“催粮催款，灭鼠打犬……”，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实施之后，乡镇政府此前的管制功能几乎消失，臃肿的机构很快“瘦身”。
2007年，我省启动乡镇机构改革，在那个过程中，界牌镇的公务人员从此前的60多人被精简到了20多人。
人少了，每个人身上的担子就重了。有一种声音随之而来。“赶紧增加编制，再招几个人。”关键时刻，吴伟东当头棒喝：“绝对不能再增加人了。”唯一的出路在于转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最明显的一个是，之前，政府总是善于经常指导老百姓做这做那，现在精力顾不过来了，而这本身就不该政府来做，当然就应该全面退出，让老百姓自己做主。
思路一变天地宽，如今，管的事情少了，抱怨的干部自然就没有了。将乡镇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这只是全省农村综合改革中的一个部分。
2007年，我省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化解工作，2010年，又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的化解工作，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108亿元，长期困扰农村义务教育的债务难题终于彻底解决。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到2009年底，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农村教育农民办”成为历史。
同样是在2010年，我省启动公益性乡村债务的清理核实工作，并开始实施公益性乡村债务化债十年规划。旧债化解定出了时间表，有了明确的还清之日，长期压在基层干部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2007年，为解决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我省启动了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探索建立县级基本保障机制，重点是保障需求，提高县级最低财力保障水平。在党中央的支持下，2011年，财政部核定我省的基本财力保障缺口县全部消除，保障了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
以邛崃市汇龙镇为例，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全镇20多名公务人员的工资由市级财政统一支付，同时，每年人均8000元，总计10多万元公用经费也由市级财政提供，这其中还不包括公务用车的费用。
财政保障能力强了，基层公务人员就有了底气，只要安心干好本职工作，就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待遇问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四处借债度日。“比之前有尊严多了。”在夹江县界牌镇，一位乡镇干部吐露了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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