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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归宿理论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企业税更有可能对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对于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并未提供其影响劳动力的相关经验证据，因为这些研究中有几个缺陷干扰了研究结果。Clausing（2013）通过新的数据和研究方法探究了企业税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税与工资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同时对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以及政策影响进行探讨。一、文献与事实
自从Harberger (1962)的模型以来，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企业税的一般均衡性质，它不仅对企业的资本产生影响，而且还对生产部门的规模以及整个经济的资本回报产生一定的影响。Harberger (1995, 2008), Randolph (2006), and Gravelle and Smetters(2006)将这一模型扩展至全球化的经济当中发现企业税的征收对于劳动力会产生影响。
然而，企业税税负由劳动力所承担的比例取决于一系列不确定的经济参数以及模型之外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近些年的一些研究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但这对以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一般均衡的税收归宿机制，而当研究当中考虑这一机制时，研究结果往往会受到影响。
本文的分析旨在对以往研究的三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本文仅采用跨国分析，侧重于开放经济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机制。其次，本文的分析将采用劳动力产出和企业税收政策变化的其他数据，因为OECD国家的数据较为统一、发展水平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主要关注OECD国家。最后，在满足上述条件下，本文进行敏感性分析。
在数据选择方面，本文采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国际生产工人时薪数据和OECD的年度工人工资数据，而对于税收政策数据的选择，本文采用了OECD的法定税率数据和美国经济分析局计算出的有效税率。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作者首先利用散点图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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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显示了30年（1980s、1990s、2000s）的检验数据，其中显示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每小时工资增长数据与相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数据。图3中的税率数据为相对法定税率，而图4为相对有效税率，二者均未显示出工资增长和相对税率变化之间关系的明显趋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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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显示了相同类型的散点图，唯一的区别是改变了工资数据来源，采用了OECD的年度工资数据，其中包含了1990s到2000s之间20年的样本。在图5当中存在负相关趋势，但这种趋势在图6当中并不明显。
图3、4、5、6当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7、+0.07、-0.47、-0.09，其中最大的相关系数表明大约有22%的工资增长变化是可以通过相对税率的改变来解释的，其他三分相关系数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总之，担歌国家层面的数据显示，企业税率的变化和工资增长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二. 实证分析
（一）建立开放经济企业税收归宿机制的回归模型
在进行简单的例证之后，作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将企业税收归宿分为两部分。首先，企业税率变量和资本投资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第二，劳动力市场产出和资本市场投资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开放经济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当中，这两种关系都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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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为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因变量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GDP，其中自变量当中的税收政策变量使用了两种数据，分别是相对法定税率和相对有效税率，其中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与国家固定效应。由于企业税的税收归宿机制是由企业税收和工人可支配的资本存量决定的，因此，考察企业税这一变量劳资比率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作者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列示于表2。表2的分析也采用了两种税率，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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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作者对投资劳动力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长期以来，相关经济理论已经在这两个变量之间建立了关系，拥有较高资本存量的国家的工人生产力更高，因此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但事实上，大量数据表明在资本更充裕的国家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表3显示了回归结果，其中因变量为工资，工资数据使用了劳工统计局的工人时薪数据以及OECD关于平均工资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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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当中可以发现，尽管部分结论看起来能够证实开放经济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但总体的分析结果还是对模型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二）向量自回归分析
由于上述分析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此作者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方程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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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个解释变量通常存在高度共线性，单个变量的t检验不具有可靠性，因此，作者通过进行F检验来考察右侧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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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工资和企业税的两种不同数据来源，作者设计了4个VAR模型，表4展示了对于企业税变量的F检验结果，在其中三种情况下企业税变量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而在唯一一种情况之下企业税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显著，作者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税收和工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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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显示了相同的VAR分析结果，唯一不同的是税收变量采用了相对税率，其中仅在一种情况下具有显著性，但其脉冲响应函数同样表明，税收对工资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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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VAR分析对滞后值的选取十分敏感，因此作者进行了滞后值为10的的VAR分析，其中对税率采用了相对税率和绝对税率两种税率数据。表6显示了相对税率的分析结果，绝对税率的结果与之相似，其中在三种情况下均未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在表现出相关性的结果当中，作者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最终得出结论：公司税与工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3.原因分析
（1）现有分析方法存在不足
在真实世界中劳动力承担了企业税的税收负担是难以衡量的，数据的可比性也很难保证，尽管是在OECD国家，各国之间的购买力也存在差异。
（2）企业税的税收归宿问题比模型更为复杂
实际上，由于贸易替代弹性、债务融资、各国企业税收政策变化的孤立程度等因素都会对税收归宿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模型的结果与现实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3）企业税的税收归宿将会分摊租金
正如Auerbach (2006)所指出的，如果企业税实际上是一种租金税，那么资本投资将不会受到影响，税收负担将会由股东承担。将公司税看作是对纯经济利润（或租金）征收的一种税，会改变这种是的效率影响，因为如果税收负担主要落在纯利润而非企业资本，那么它对要素使用的选择产生的影响较小。
（4）对劳动力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客户效应而消除
有学者研究表明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都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关系，而有效税率与总投资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5）国际避税可以消除对劳动力的不良影响
众多学者研究表明，由于国际避税行为的存在，部分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会降低其实际税率水平，进而降低税收负担对劳动力产生的不良影响。
4.政策建议
在这一背景下，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作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实行渐进式改革
企业税的特点导致了一些低效的存在，例如，在美国，加速折旧规则、生产收入扣除规则、信贷扣除等会造成不同企业部门之间的税收待遇不平等，对债权和股权的不同处理也会造成企业行为的扭曲。其中一些扭曲可以通过简单的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加以解决，利率的降低将会缓解对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行为的扭曲，同时利率的降低也将会伴随着对加速折旧规定、生产收入扣除等规定的改革。
（2）组织形式
公司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的组织形式会扭曲商业活动，进而造成低效。由根据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税，某些组织形式的企业将会承担相对少的税负，通过降低税率、拓宽税基等改革，这些行为扭曲将会减少。
对于现存的双重征税问题，作者认为可以提高个人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同时降低企业税率改革解决。此外，还可以通过允许个人资本利得或股息作为投资收入进行抵免，这部分收入是在企业层面征税。
（3）国际税收改革
作者认为美国的税收体制本身鼓励利润和经济活动向低税国转移，对于美国国际税收中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三个改革方案（1）转向属地制（2）结束或限制递延纳税的好处（3）制定国际收入征税的公式化制度。
5.总结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企业税的税收归宿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跨国公司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国际税率的差异做出反应。而根据开放经济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工人们可能承担企业税的税收负担。
然而，本文作者对上述理论提出了质疑，模型当中认为工人会承担企业税的税负但实证研究却很少证实这一结论。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数据较为粗糙，无法解释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也有人认为理论本身无法充分描述现实情况，忽略了很多现实影响因素。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本身可能以两种方式破坏开放经济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首先，如果公司仅仅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在这个市场上，拥有不同税收待遇的各种各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那么税收政策的变化对资产所有权和融资模式的影响，可能比它们对不同国家总投资水平的影响更大。其次，由于跨国公司越来越善于将收入所在地与经济活动的真实发生地分开，国际避税也能够让企业降低税负。上述公司不需要实质上改变根本的投资就能转移利润，而其他公司不会像开放经济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中描述的那样做出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向低税收国家重新配置，高税收国家的工人工资相对不会受到影响。
本文也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首先就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公司税。较高的公司税率会加剧对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国际税收改革需要特别关注来自相互竞争的政策目标的权衡，领土税收制度既会提高实际投资对国家间税收差异的税收敏感性，也可能扩大收入从高税收国家管辖区转移的逃逸值。另一方面，对延期还款的限制，再加上较低的利率，会降低将实际投资和收入转移到海外的动机。最后，在控制企业应税收入对税收敏感性的同时，需要设计公式化的分摊方法，以避免提高各国对税收差异的实际反应，因为这会对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
原文信息：Kimberly A. Clausing, WHO PAYS THECORPORATE TAX IN A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Tax Journal, March 2013, 66 (1),15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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