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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竞争是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但是到底如何认识国际税收竞争却是备受争议。国际税收竞争是否存在？国际税收竞争是“有害”还是有益？国际税收竞争是否有效？是应该限制国际税收竞争，还是应该允许给税收优惠留有一定的空间？我们一起看一下Michael P. Devereux和Simon Loretz在2013年发表的What do we know about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Rohác(2006)将税收竞争描述为“the process ofuncooperative setting of tax rates in order to attract mobile tax bases —leading to inefficiently low amounts of public goods.”。但该定义仅涵盖针对流动税基的竞争，此外，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不是税收竞争的一个必要特征，而是在某些情况下的一种结果。更一般的税收竞争应该是：
“interdependent setting of tax rates and tax bases.”
按Bmeckner(2003)的划分，税收竞争可以分为政府争夺资源的政策互动和其他具有跨境溢出效应的政策互动。资源流动可以包括资本流动、公司流动和利润流动，溢出效应的政策互动可能包括信息溢出或环境溢出（如yardstick competition）。
基于上述思想，税收竞争理论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证明税收竞争存在的方法。类比商品市场竞争模型，这篇文章对现有税收竞争的构建进行总结，并由此对实证文献进行了分类，强调了实证检验中税率和开放性指标的重要性。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的研究:a、综述税收竞争各种税率和税收收入指标构建发展趋势;b、仅基于一国因素来解释该国税率设置;c、通过考察一国税率对其他国家税率的依赖程度和政策互动的研究。
1. 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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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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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研究提供了哪些证据呢？
从以上理论模型中可以得到三种假设结论：（1）税收竞争将导致较低的税率，特别是在小国；（2）大多数最近的税收竞争模型都得出正向反应函数；（3）经济一体化对税收竞争强度是非线性影响。如何验证哪些正确？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困难。
A. 没有反事实的税率结论
税收竞争模型的最明确预测是税收水平的降低。但实际证明这一结论需要两点：首先，实际税收水平低于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设定的水平。其次，这种差异需要归因于外部因素——国际税收竞争。不幸的是，理论模型甚至没有给出明确的最佳税率水平的结论。因此，将税收水平归因于竞争压力的原因很难，早期实证文献中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或间接地考虑税收竞争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的联系。
B. 经济一体化和税收竞争
大量实证研究检验了资本完全流动下税率竞争至零的预测，但是大多研究用贸易流动性作为资本流动性代理，问题在于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贸易开放和税收竞争是非线性关系。
一个直接方法是构建资本流动限制指数(Quinn，1997)，但目前仍不完善。一个国家可以是完全开放的（要素或商品的流动没有任何限制），但是资本流动的成本可能仍然很高。在一个国家边界内存在聚集时，资本流动性变得更加难以衡量，经济一体化会减少资本的实际流动性，因为人们更愿意置身于经济中心。
总之，最好把资本看作是不完全流动的。通过经济一体化和税率的关系来推断税收竞争依然非常困难，但经济一体化很可能确实在税收决策中发挥作用，因此在检验税收竞争时应将其考虑在内。
C.政策互动关系
鉴于从经济一体化水平识别税收竞争的困难，一种方法是直接检验正斜率反应函数。如果其他因素得到充分控制，那么如果有经验证据表明，j的税率对i的税率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就与税收竞争一致，从而将研究转化成一个实证问题。
具体来说，每个国家只能设定一种税率，以应对来自许多潜在竞争国家的影响。因此，竞争压力在模型中被赋权，以算出竞争对手的平均税率。不同文献赋权方式不同。Redoano(2007)进一步提出了不同的权重矩阵来区分不同形式的税收竞争，相似性权重表明存在一种一般趋势（如规模或经济联系），地理权重在检测支出溢出效应方面更有用。但在设计上要特别注意内生性和时间虚拟变量等计量方法问题。
除了确定在税率方面是否存在竞争过程外，更详细地确定竞争的性质也是有用的，即区分资源流动竞争和其他溢出效应竞争。类似的，资源流动模型中，还可以区分对资本、公司和利润的竞争，因为资本流动依赖于边际有效税率，投资决策依赖于平均有效税率，利润转移依赖于法定税率。我们还可以讨论在小国经济和存在集聚租金、搬迁成本等不同情形下三种税率的政策互动情况。
D.税率变化的时机
一个流行观点是企业税率的持续降低助长了税收竞争的发生，但这带来一个时间点的问题，税率降低助长了税收竞争还是税收竞争导致税率降低。如果税率的降低确实是竞争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因素在不断变化，而税率在不断保持平衡?或者是贸易成本的降低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低税率下的新均衡，我们只是观察到一种缓慢的向新均衡的移动（竞争过程）。这使得基于现有税率的实证分析变得复杂，因为这意味着现有税率不仅是经济开放程度（加剧税收竞争）的产物，而且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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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进行到哪一步了？
最后，文章回到现有文献上，按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总结（表2）：第一维度，根据观察到的三组现象将竞争进行分类，即基于法定税率指标的研究、基于税收收入指标的研究以及政府可能竞争的其他变量（包括其他税收或支出）。第二个维度是分析深度，分别是考察上述变量的发展和趋势、确定变量这些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直接评估政府间政策互动的研究。当然，文章重点关注前两列，涉及基于企业所得的税收。
A.发展和趋势
Ruding Committee(1992)进行了企业所得税变化的第一次实证研究，发现欧洲国家法定公司税税率明显下降，同时还进行了扩大税基的改革。净效应是有效边际税率的较小降幅，平均公司税收入还是有所增加，原文将这些趋势解释为税收竞争的证据，因此建议征收最低法定公司税。Mendoza, Razin, and Tesar (1994)提出隐性税率，用一个广泛的应税收入衡量标准来构建资本、劳动和消费的平均税率的估算值，此后，许多研究用到隐性税率这一标准。Devereux, Griffith, and Klemm (2002)利用欧盟15国和G7国家进一步证实法定税率向下、税基扩大的趋势，最终有效平均税率下降，而有效边际税率大致保持稳定。原因可能是扩大税基可使各国或多或少维持其资本的有效边际税率；或者是，这种改革倾向于降低盈利能力较强的活动有效平均税率，因为降低法定税率会吸引跨国公司，而扩大税基对移动性较弱公司维持相对较高的有效税收负担。
B.税率的决定因素
所有研究都试图识别日益全球化、国际化或资本流动性增加对企业税收的影响（称其为开放的影响），但它们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上有所不同:税率的衡量和开放程度的衡量。
a、税率的衡量
早期文献的衡量标准都基于税收收入。大体上，这些论文发现，开放程度与这些税率指标之间要么存在正相关关系，要么存在非常微弱的关系。基于税收收入的指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税收收入是税收制度本身和利润水平的产物。而开放还会对利润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只考虑税收收入来推断开放对税收制度的影响，很可能的是利润增加了，抵消了基本税收制度变化对收入的影响。此外，税收不是政府设定的政策变量，因此，在研究政策互动时，基于收入的指标更有可能衡量一般趋势，而不是税收竞争。第二个问题是，对“资本”征税远比对企业利润征税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对居住征税、资本转移税、遗产税、财产税和各种其他形式的税收。
最近的一组论文采用了法定或前向有效税率（Forward-lookingmeasures of effective tax rates）的衡量方法，这种方法问题在于，法定税率与利润转移有关，但由于它没有考虑税基，没有考虑对依赖于有效税率的资本和公司流动。前向有效税率考虑了税基的变化，但又没考虑到利润水平或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的影响。结论一般为，税率与开放之间似乎存在着更强的负相关关系，比如前向税率与开放性呈负相关，向后税率与开放性呈正相关（Bretschger和Hettich，2005），开放对法定税率施加下行压力，但对税收收入没有影响(Slemrod，2004)。
b、开放性的衡量
衡量开放性常见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基于资本、货物或服务流动的衡量方法，如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FDI占GDP的比例。这样的衡量方法并不理想，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真正衡量开放的程度，而是衡量开放的结果。外国直接投资的使用也值得怀疑，为什么只使用直接投资而不使用证券投资（可能是跨境证券投资的本身成本很低可忽略），并且即使没有官方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高成本(例如固定的建立成本)也可能存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并不一定与开放程度有关，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都取决于国内条件，如果国内投资机会超过国内储蓄，就会有资本流入，除非很好控制国内变量，否则无法衡量。
第二种是基于对资本流动的法律控制。Quinn(1997)创建了一套指标试图衡量这种法律资本和金融控制，与有效税率的构建指标一样，这些指数很可能无法反映一个经济体开放度的所有相关方面。
总的来说，在开放和法定或前瞻性措施的税率之间似乎有一个负的关系，开放具有提高利润的效果，在基于税收收入的标准下，关系是正向的。
C. 政策互动
对政策互动的研究有三个层面。第一，地方层面，许多文献还考虑了企业所得税以外的政策，如美国各州在个人收入、销售、香烟、燃料和福利支出等税率上的政策互动。第二，是纵向税收竞争，当联邦和地方税基上大量重叠，地方一级的税收份额很大时容易出现这类问题。第三，是国际层面，进一步考虑到国外的替代地点和企业的整体决策。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税收竞争，现有研究的特点是：（1）方法标准上：许多实证研究使用法定或前向有效税率来检验企业税收竞争。（2）关注焦点：a、竞争的税种，间接说明了潜在流动资源也是税收竞争对象。b、大多数论文集中于确定竞争对手，即哪些国家正在将预期的竞争推向谷底。c、一些论文明确地解决了如何将政策互动与一般趋势区分开来的问题，即税率变化的时机。许多文章还聚焦模型外国平均税率权重设计：距离远近、国家大小等。
最新研究大都将欧盟视为税收竞争引导者。Chatelais和Peryat(2008)认为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是税收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相比之下，Crabbe和Vandenbussche(2009)发现政策互动的多米诺效应从新成员国开始。
4. 政策含义与启示
这篇文献综述将税收竞争与商品市场的竞争模型进行类比，突出了税收竞争模型的几个共同特征，最明显的是税率降低和正向的反应函数，并关注其中的预测及假设检验中的问题。降低税率这一看似清晰的预测很难在实证中得到验证，因为它缺乏反向证据，大量文献试图通过显示经济一体化和税率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仍不理想。第二个问题是税收竞争指标衡量问题。使用以税收收入为基础的指标涉及一些计量经济和概念问题。通过显示不同税率之间的战略相互作用，实证文献在为企业税收竞争提供证据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研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将政策互动与一般冲击分离。欧盟内部的税收竞争似乎最为激烈，而新成员国的加入则进一步推动了向下的竞争，但在早期的税收竞争模式中，大国（尤其是美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竞争是有益的，因为它防止潜在浪费的政府征收过高的税收。但是：极端税收竞争并不理想，企业的盈余并不等于政府的收入，会导致利润转移（出现避税地）。
对大国来说，要提高该国作为企业所在地的吸引力。而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应该同意禁止对外国公司的不合理优惠待遇。
总体而言，国际税收竞争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它需要遵循某些原则，以避免有害。
原文信息：Michael P. Devereux and Simon Loretz，What do we know about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National Tax Journal, September 2013, 66 (3), 74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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